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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慶柱:為曆史尋找物化載體

2019-06-10 15:05:27

  劉慶柱近照 本報記者 劉陸攝/光明圖片

   【光明訪名家】

  2019年初,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90卷本、總計1500多萬字的《漢長安城未央宮骨簽》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完成了這部寫作時間跨越30個年頭的大部頭著作,劉慶柱、李毓芳這兩位考古人終於卸下了一副重擔。

  “厚度有多少呢?幾乎是我倆的身高之和,3.1米。”一見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劉慶柱,他便介紹起這部對我國古代軍事管理史、漢字發展史具有重要意義的著作。一頭銀髮下,當年透過放大鏡看見這批刻在牛骨上的皇宮檔案時的驚喜,依然那麼真切。“這裡面的內容,主要跟漢代軍工生產有關,對研究當時地方手工業、軍工工業以及當時書法、官制等的變化,都有非常大的價值”。

  “說起來,這部著作還與光明日報有不解之緣呢。”劉先生告訴記者。

  時間回到30年前的1989年。“光明日報的一位記者,聽聞未央宮出土了大量骨簽,一定要來採訪報道。”當時主持這項發掘的,正是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考古隊隊長的劉慶柱。他沒想到,一家中央媒體竟對骨簽這麼專業的問題有如此大的興趣。一番深入交流後,《西安未央宮遺址出土三萬餘片骨簽文書》一文,出現在光明日報1989年3月7日的頭版。“光明日報在知識界的影響力是最權威的,報道引起了很大反響。”《漢長安城未央宮骨簽》一書也自那時起開始籌劃。劉慶柱說,多年來,自己不僅是光明日報的作者,也是忠實讀者。

  早在中學時期,劉慶柱就對曆史頗有興趣,1962年以第一志願考入北京大學曆史系。分專業時,他選擇了考古學,人類已有200萬年的曆史,而“狹義曆史學”(文獻曆史學的五千年文明史)僅僅研究人類全部曆史的0.25%,剩餘的99.75%則需要考古學去解決。“作為一門新興學科,考古學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傳入中國,而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曆史文化傳統的文明古國,以古代物質遺存複原、研究曆史,考古學在這片土地上,定會大有作為”。50餘年來,這一學術抱負從未改變。

  1968年,劉慶柱和後來與他結為連理的同班同學李毓芳,被分到陝西的部隊農場勞動鍛煉,這一待就是整整兩年。

  在勞動之餘,劉慶柱讀了《毛澤東選集》《馬克思恩格斯文選》以及列寧的重要著作。那段經曆,不但磨鍊了他的學習意志,擴充了他的知識面,也更加堅定了他從事考古研究的信心。“《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探討國家社會的起源和發展問題,正是考古發現與研究,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提供了科學支撐”。

  1972年,劉慶柱來到鹹陽地區文教部門工作,與愛人攜手走上了古代都城與帝陵考古之路。他提出並啟動了秦都鹹陽考古發掘計劃,花幾年時間整理了大量秦都鹹陽遺址的田野考古資料。此後,他在《文物》雜誌上發表《秦都鹹陽幾個問題的初探》一文,首次在學術界提出秦鹹陽城的範圍、布局、結構,繪出遺址平面示意圖。學界評價這一研究把考古資料與文獻考證相結合,是秦都鹹陽研究曆史上最具影響力的重大成果。

  為曆史尋找物化載體,是劉慶柱一生的學術追求。古代都城與古代帝王陵墓,是他認定的承載古代國家曆史的重要物化載體。中國古代都城要從國家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層面去解讀和分析,其中蘊藏著深厚的國家認同核心理念,折射出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傳承。

  從20世紀70年代初起,劉慶柱參加並主持了秦鹹陽城、漢長安城、漢唐30餘座帝陵及數以百計的帝陵陪葬墓的考古調查工作。不論是嚴冬還是酷暑,為了獲得第一手考古資料,他或徒步,或騎行,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地穿行於偏僻的田間、崎嶇的山路。他說,每年都有10個月左右吃住在工地,沒有“工作時間”與“非工作時間”之分。

  改革開放後,我國考古學迎來了快速發展期。1982年至1984年,劉慶柱主持發掘漢宣帝杜陵陵園遺址,並在中國考古學、曆史學上,第一次詳盡、科學地揭示了漢代陵寢制度,解決了許多文獻記載語焉不詳的問題,填補了這一領域的學術空白。

  從1993年開始,劉慶柱先後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所長。他主持召開中國古代都城考古學術研討會,對以往都城遺址考古工作進行認真總結和反思,並指導此後的各都城遺址考古工作,取得較大進展,獲得豐碩的學術成果。這集中表現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重點進行的偃師商城宮城遺址全面揭露、20世紀90年代後期考古發現的陶寺城址、世紀之交二里頭遺址宮城與路網的發現等。

  和很多學者一樣,在佔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和考古材料的基礎上,劉慶柱開始對中國古代都城考古理論、方法進行深入系統的探討。他先後發表涉及古代宮城考古學、古代都城考古學、古代都城建築思想理念、古代都城遺址布局形制等主題的論文。2000年1月,劉慶柱在光明日報發表《中國考古學五十年》系列文章,連載4期,對新中國考古學研究進行了系統化、理論化的梳理。他的許多著作,包括《漢長安城》《漢長安城未央宮》《中國考古發現與研究》等,在考古和曆史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

  “觀念的曆史與曆史的真實有時候有不小的差距,考古學要在這方面發揮作用。”他表示,受杜牧《阿房宮賦》的影響,阿房宮的瑰麗宏偉、項羽火燒阿房宮的故事家喻戶曉。然而,2003年至2004年,在以多學科結合開展的阿房宮遺址考古工作中,通過對遺址全面系統的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他得出當年只完成了阿房宮前殿建築基址的建設、“火燒阿房宮”子虛烏有的結論。這項考古新發現引發不小的爭議。“但我堅定地認為,不能用觀念的曆史代替曆史的真實,而應當根據客觀發現,還曆史以真正面目,堅持實事求是的曆史觀”。

  “學術研究是自己的事業,當然也更是社會的事業。”劉慶柱時常教誨學生,“夫學術者,天下之公器也”,學者不只是享受做學問的樂趣,還要意識到社會科學工作者肩負的使命。他要求自己必須對學術、對社會認真負責,及時整理、發表與出版各種考古發掘報告。

  正是這種使命感和學術抱負,使劉慶柱把自己的戰線從考古延伸到文化遺產保護和申遺工作。“文化遺產是國家、民族的根與魂,是我們曆史的載體,是中國和中華民族的記憶”。20世紀90年代,他為三峽工程的文化遺產保護,多次現場考察、積極呼籲;21世紀初,他在全國兩會上建言,加強南水北調工程沿線文物保護,全面開展考古調查;針對收藏熱過火及一些鑒寶節目的導向偏差,他主張遏制收藏領域的炒作;近年來,他又為絲綢之路、京杭大運河、蜀道等文化遺產申遺而四處奔走……

  “考古絕不是僅僅挖幾件古董。”採訪結束時,劉慶柱說,“考古向科學提供實證資料。作為一個基礎學科,考古學能通過對過去物質文化遺存的研究,探索過去的曆史,以史為鑒,讓今天的生活更美好。”正是這一信念,讓已經76歲的他,依然奔波在一個個考古現場與學術活動中,忘記年齡,樂在其中。

   (本報記者 戶華為 陳恒)

來源:光明日報
編輯:姚怡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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