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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經濟下的勞動關係:迎來大變革時代
趙澤眾
http://www.workercn.cn2017-12-28來源: 中國勞動保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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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出門去單位,騎著共用單車去地鐵站;中午,用手機開啟APP點一份外賣;夜裡,加班晚了,通過網約車軟體,打車回家……這是當前許多上班族一天生活工作的真實寫照。

  近年來,分享經濟逐漸走進我們的生活,我們既是受益者,也是參與者。隨著就業門檻越來越低,如何保護勞動者權益也成了亟待破解的難題。

  現狀:新型經濟模式帶來新課題

  從2016年4月開始,如果沒有應酬,李旭國都會在吃完晚飯後,穿上代駕公司統一發放的背心外套,9點左右來到北京雙井橋下,開始兼職代駕。

  40歲的李旭國,是一名央企員工,平時上下班時間規律。“選擇代駕,是因為可以自由安排時間,還能掙些錢。”李旭國說,每天晚上他可以接2-3單,兼職時間已超過一年。

  從網約車軟體、代駕軟體,到共用單車,近年來,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被這樣的分享經濟模式所影響,或藉助平台享受服務,或利用平台提供需求。隨著移動互聯網和第三方支付的興起,分享經濟藉助網路等渠道,構建第三方平台,將供給方閑置資源的使用權暫時性轉移,實現了生產要素的社會化。

  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分享經濟市場中參與提供服務的人數約6000萬人左右,其中平台型企業員工數近600萬人,參與分享經濟活動總人數已經超過6億人。據估算,平台型組織僱用1個員工,創造9個工作機會(崗位),撬動100個人蔘與其中。有專家預測,到2020年,分享經濟服務提供者有望超過1億人,其中全職參與人員約2000萬人。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楊偉國表示,工業經濟條件下,人們所有的收入只來源於一項職業,並且這一職業需要和對應的機構之間簽訂穩定的勞動關係。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分享經濟的模式已跳出傳統的勞動關係範疇。“每個人都有權利依靠自己的人力資本,包括體力、時間,以及非人力資本,包括擁有的房產、汽車、書籍等資產,來獲得更好的生存和發展方式。”

  越來越多的人在分享經濟平台上就業,問題也就出現了:這些從業者與平台公司之間是一種什麼關係?是否是勞動關係?

  釋疑:管理制度成為重要判定因素

  “上崗時要穿著統一工作服,佩戴工牌,上崗前還要經過相關內容的培訓,還要簽訂工作協議,怎麼說都應該構成勞動關係吧?”不僅是李旭國,記者採訪的其他幾名代駕司機均認為,他們與代駕公司應該構成勞動關係。

  但法院對此類主張的判決結果完全不同。自2014年起,全國發生多起勞動者與互聯網平台公司的糾紛,請求認定勞動關係。勞動者主動提供了工作服、工牌、工作協議等證據,主張勞動者雖然有一定的工作自主權和靈活性,但仍與公司之間存在人身隸屬關係。法院在審理後,均作出“非勞動關係”的判決結果。

  “這實質上是傳統勞動關係判定方法,與現有分享經濟模式存在衝突的結果。”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法學會會長薑俊祿說。

  “認定勞動關係最核心的標準還是管理標準。”一名不願具名的法律從業者表示,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是否存在管理與被管理、指揮與被指揮、監督與被監督的關係,是認定兩者之間是否存在勞動關係的核心。“穿工服、戴工牌,統一收費標準等形式,只是勞動者提供服務的形式,不足以據此認定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存在勞動關係。”

  在實踐中,判定勞動關係的主要依據為2005年印發的《關於確立勞動關係有關事項的通知》。認定勞動關係的標準通常有“三要素”,一個是主體,即用人單位和自然人;一個是管理制度,主要指勞動者服從用人單位的管理,遵守用人單位的規章制度;還有一個是獎懲標準,包括員工在工作過程中獲得勞動的報酬和其他福利待遇。

  利用判定“三要素”,很多傳統的勞動關係能夠得到比較好的認定。但在分享經濟的情況下,如果用傳統勞動關係判定方法來判斷,其中“管理制度”的因素因為移動技術的產生,發生了很多實質變化,使平台的管理變得間接和遙遠。

  “在分享經濟下,平台通過移動技術對接需求方和服務提供方。作為一個法律實體,平台對需求方是沒有控制的;對於服務提供方,平台表面上沒有控制,但需求方最終選擇服務的背後,是他在眾多服務提供方中通過技術層層‘篩選’與‘鎖定’後的結果。”薑俊祿表示,只要有“篩選”與“鎖定”,就會產生一個與服務提供方相關的“服務標準”,例如代駕軟體中代駕師傅的評分、接單數,網約車軟體中司機的駕駛車輛、滿意度。“而這種服務標準,在傳統的勞動關係認定中,從來沒有把它當成‘管理制度’的因素來判斷。”

  破局:“讓子彈多飛一會”

  “根據目前的案例樣本來看,以分享經濟的標準及運行機制本身,還不足以產生制定規定的基礎。”談到如何解決分享經濟下勞動關係的認定,薑俊祿表示,目前在國內,分享經濟還處於快速發展的階段,應該用開放、包容的態度看待這一問題,不著急下結論。

  與其給它“帶上腳鐐”,不如“讓子彈多飛一會”。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院長賴德勝表達了相似的觀點。他認為,如果根據我國《關於確立勞動關係有關事項的通知》三個要件作為認定依據的話,那麼對於P2P模式下的兼職行為就難以認定為勞動關係。以現有規定對創新性企業勞動關係進行規範,可能對其產生毀滅性的打擊。“現在專車平台上75%的司機是兼職,如果要簽訂勞動合同,直接後果就是,企業將為司機支付大筆社保費用,負擔工作中的一些必要支出,同時要承擔相應的用工風險。如此巨額的負擔,無疑會直接打擊甚至摧毀剛剛起步的創新型企業。”賴德勝說。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不少人在網約車、外賣配送等平台從事全日制工作。薑俊祿認為,從分享經濟的定義出發,此類“全日制工作”與分享經濟定義下的“利用零碎時間工作”屬於兩種概念。“在平台下全日制的工作,就不再是‘共用經濟下的就業’,而是一種‘全日制工作+互聯網’的形式。”

  對於這種情況,賴德勝認為,此類新型勞動關係的確立,既需要藉助靈活性發揮就業效應,又需要穩定性維護和諧目標。“完善勞動法律體系,一方面根據新型勞動關係,分類制定相關法律法規,比如《勞務派遣法》《兼職就業保護法》;另一方面,根據互聯網時代的勞動特徵,在勞動標準方面,對薪酬構建、勞動時間以及休息權予以規範,比如《工資立法》《工時立法》等。”(趙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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