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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數鈴聲遙過磧
齊東方
http://www.workercn.cn2018-05-02來源: 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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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沒有外來文化的參照,我們很難看清自身。中外交流不斷深入的曆史,可從文獻記錄與考古發現中得到印證,但二者有所不同,文字記錄通常是一些事件和特例,而考古發現多與日常生活相關,反映了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風貌。
  漢唐時期,一代代使者穿梭於沙漠、戈壁通道之上。在這些交往當中,主要是用駱駝和馬來運送物資,在考古材料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千姿百態的駱駝,甚至從漢唐駱駝形象變化的軌跡,就可以看出對外交往的不斷深入。
  漢代的駱駝,無論是在畫像石、畫像磚上,還是在出土的一些陶塑的實物上,做得都比較簡單,或者說草率,甚至和駱駝本身的形象有些差異。到南北朝時期就不一樣了,駱駝逐漸製作得很精美。除此之外,特別突出駝背上帶著的貨物,比如上面有馱袋,甚至有帳篷,還有商旅們平時生活的一些用品。到唐代情況就更不一樣了,不光駱駝有了各種各樣的形態,除了運送的貨物以外,還有一些人物和駱駝結合在一起。有的駱駝所馱的東西,明確標示出整卷整捆的絲綢,這正是“絲綢之路”的象徵。
  唐朝人對人物的刻畫很準確,深目高鼻,滿臉濃密的絡腮鬍,或禿頭頂,或捲髮,身穿翻領長袍,足蹬高靴,戴各種胡帽。高超的藝術家們對各國來的客人有了深刻了解,才能塑造出各種各樣生動的容顏。
  我們在西安發現的唐代的墓葬壁畫中也有這樣的內容。比如唐章懷太子墓的《客使圖》,畫面中一共有6個人,前面3個人的服裝、打扮都是一樣的,這是唐朝的外交官。當時唐朝有專門的機構叫鴻臚寺,負責接待外國使團。後面3個人的服裝、面目、打扮不像是中國人,這幅圖描繪的就是外國使團來到中國的情景。
  當時,對“絲綢之路”是非常重視的,不僅是政府推廣,普通老百姓也關注這件事情。當時的長安如同一個國際性的大商場,舉行著永不謝幕的“國際博覽會”。如果說漢代開通“絲綢之路”主要開拓了人們的視野,到唐代則變成了包容開放的一種精神,也變成了國家的治國方略。人們在不斷交往中解決了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間的矛盾,並在這種交流中尋找自身的前進方向。
  唐代畫的駱駝上面掛著很多器物,在已出土的文物中有許多反映。這些器物和我們中國傳統的東西不一樣,比如說提梁子這種壺是扁的,還有帶把兒的壺也是扁的,這些壺本身適合於遊牧民族使用,馬上生活的人經常攜帶這些東西,如果是圓的放到馬背上和駝背上顯然不方便。
  貿易交往的同時也有藝術的交流。我們在河南安陽北齊範粹墓出土的胡騰舞黃釉扁壺上可以看到胡旋舞或是胡騰舞。一個人在那跳舞,旁邊還有一個小樂隊,這種舞蹈在南北朝和隋唐時期很流行,特別到唐代非常流行,這是中亞傳入到中國的一種舞蹈。我們在敦煌壁畫裡面可以看到,女性的胡旋舞在一塊很小的地毯上快速地旋轉,男性就騰踏,所以又叫胡騰舞。這種映像在中國發現了很多,在唐代墓葬的石棺、石門上也可以看到一個男性在跳胡騰舞,另外一些器物上有胡旋舞的形象。白居易的“左轉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寫的就是這種舞。
  “絲綢之路”大體有三條主幹線。北邊沿著綠色草原有“草原絲綢之路”;沿著河西走廊的戈壁、沙漠和綠洲的地方被稱為“沙漠絲綢之路”或是“綠洲絲綢之路”;還有一個沿著中國東南沿海的“南海絲綢之路”。
  在這三條路上,我們都能看到一些外來的東西。中國發現的外來文物至少具備五個特點:第一,有準確的出土地點。第二,根據科學發掘獲得。任何一個文物,如果是經過考古科學發掘出土的,它的學術價值遠遠高於傳世品,其中很重要的是它有準確的出土地點。第三,器物的製作年代下限明確(有墓誌伴出)。中國古人到漢代以後開始流行墓誌,墓誌上記載這個人的生平,他的生卒年和埋葬的時間。所以這個墓葬裡面的隨葬品不會晚於墓葬下葬的年代。第四,同其他器物有組合關係。器物的出土不是孤立的,它和其他的東西一起作為一種組合。第五,器物保存完好。墓葬裡面出土的東西,或者窖藏、遺址裡面出土的東西有很多保存得非常完好。這不僅對於研究中國文化十分重要,對於利用這些器物研究他國當時文化也很重要。
  “無數鈴聲遙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幸運的是,今天的我們還可以從很多細節回望這些詩歌所描繪的曆史。
  (作者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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