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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終於可以不必為“格鬥孤兒”而內疚
曹林
http://www.workercn.cn2017-11-24來源: 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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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廣受關注的“格鬥孤兒”有了一個比較溫暖的歸屬,很多人可能都像我一樣,鬆了一口氣。尤其是媒體人,面對這個結果,感覺壓在心中的那個道德包袱不再那麼沉重。

  據媒體報道,備受關注的“格鬥孤兒”風波出現了新動向。在政府的支援下,近日,恩波格鬥俱樂部獲得了體校資質,與阿壩州體校聯合辦學,這意味著曾經被“遣送”回家的孩子們將可以繼續回來訓練與學習了。媒體用了“反轉”這個詞,稱他們不僅能接受格鬥訓練,而且畢業還能獲得國家承認的學曆。相關方表示,這是一個趨於完美的結局,孩子們保留了選擇權,格鬥運動也得到正名。

  孩子既能依法享受到應有的教育,又能按自己的興趣接受格鬥訓練,政府與民間合作解決了格鬥孤兒問題,記者終於可以不必為他們而感到內疚。

  內疚從何而來?來自媒體報道後改變了格鬥孤兒的命運,而且起初的改變,對這些孩子們並非好事,而是命運朝更壞的方向去發展。此事一波三折,輿情不斷反轉。媒體一開始報道格鬥孤兒事件後,那段看起來很殘酷、很殘忍的鐵籠格鬥視頻引發了輿論關注,俱樂部成為眾矢之的。公眾是帶著“解救孤兒”的情緒介入事件的,政府監管部門也表達了重視,稱要“發現一起糾正一起”。不過,隨後事件的發展出乎公眾意料,孩子們對這種“被解救”似乎很反感,一些孩子被送回老家時,是哭著離開的。那個場景讓很多人心痛。

  此後,報道此事的記者受到輿論批評。有人說,都怪記者多事,如果不是媒體報道,孩子可能不會像這樣“被解救”,被迫哭著離開自己喜愛的打拳。媒體的介入打破了他們本來平靜的生活,這不是解救,而是讓他們沒有了未來。

  很多事件中,媒體記者都受到過類似的批評。一位採訪蟻族的記者朋友,就遭遇“被報道對象”的鄙視。他做了許多反映蟻族艱難生存狀態的報道,房子很破,交通很麻煩,周邊配套很不完善,寄望引起相關部門對這一群體的關注。可當地蟻居者、蝸居者和村民並不喜歡記者,而是對他們充滿“敵意”。有一次朋友去採訪他們時,走到十字路口,當地村民就指著記者的相機戳戳點點:又是記者,就是你們這幫記者,拍拍拍,把我們的房子拍沒了!朋友說自己當時心裡很發虛,低著頭像逃跑一樣離開了那個路口,事後他不斷地問這個問題:我們的關注和報道是錯的嗎?

  幾年前,有記者關注某地一位集裝箱中蝸居的人時,蝸居者對媒體非常排斥。他很害怕引起媒體關注,因為他知道,媒體一報道,城管就會來,連蝸居之地都沒有了。還有好幾次,媒體報道貧困山村學校孩子令人觸目驚心的貧困生活,可學校卻被以“非法辦學”的名義取締了;媒體報道貧困群眾房屋太簡陋,結果就是拆、拆、拆,最後連簡陋的房子都沒了。常把“關注”當“舉報”,這真將記者和媒體置於很尷尬的境地,記者出於解決問題的善意而報道真相,卻經常“導致”最壞的結果,是記者的錯嗎?面對問題不該報道嗎?

  當然應該報道,這是記者的職責。問題的關鍵在於,記者只有報道的能力,卻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解決問題還得靠相關職能部門。如果相關職能部門只顧及自身的形象,只是把媒體報道當“輿情”,只想迅速“平息輿情”,而不顧被報道對象身處的境地和面臨的問題,採取“鋸箭療法”,結果只會變糟。這也會置媒體於不義境地,陷入“該不該報道”的倫理自責。

  感謝阿壩州相關部門,沒有認為“把孩子送回家”就盡職了,而是以“最弱者的最大利益”為原則,努力協調讓“不合法卻合情合理”的事物變成合法的事物,政府和民間合作,既尊重法律又顧及現實,讓孩子有一個最好的歸屬。這才是真正的解救,既解救了孩子,也把記者從“該不該報道”的道德困境中解救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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