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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用成人的威權欺負孩子的善良
仁青
http://www.workercn.cn2018-01-08來源: 中工網—《工人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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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成年人在孩子眼裡是什麼身份?是權威、是不可逾越的強大力量。周末帶五歲的閨女去買東西,得知她還有個妹妹之後,服務員來了興緻,問她:“你媽媽喜歡你,還是喜歡你妹妹?”見她不說話,又說:“我猜肯定喜歡你妹妹。”“因為你不聽話。”最後幾個字,服務員故意加重音,然後得意地看著她。我雖然沒看她的臉,但我知道她肯定在思考:媽媽到底喜歡誰?我猜她肯定懊惱了,並且想要相信阿姨的話。我馬上制止這個不愉快的談話,說:“媽媽最喜歡姐姐了,不論什麼時候。”服務員訕訕地笑了。

  我這句話讓女兒有了底氣,接下來的一個多小時,她不僅沒有吵著要離開,還時不時地親我一下。顯然,我的話給了她信心和力量。身份不同,權威自然不同,在她心目中,那個陌生的阿姨的話顯然不能和媽媽的話等量齊觀的。

  秉承人性本善的初衷,再聯想起我小時候也受過很多叔叔阿姨類似的詢問,我願意相信,那個服務員的話是無心之舉,也許她是想用一種挑逗的語氣和孩子聊天,結果自己也沒有想到最後把“挑逗”加重成了“挑釁”。但作為母親,我不能讓孩子受無辜的冤枉,更不能讓她認為媽媽的愛是不可信的,是要靠她的聽話來討好的。

  孩子聽不聽話,常成為大人們評判好、壞孩子的標準,但是他要聽誰的話?誰的話才是評判好壞的標準呢?是家長、老師還是社會上其他的長輩?當聽話成為一種習慣,他們也許會失去自己思考的能力,小時候聽家長的話,長大了呢?當他們成為成年人之後,如果他們對於善惡的評判標準依然來自於別人,那麼他們拿什麼來保護自己?

  2017年11月,一個小學老師的微博曾引起熱議。

  王悅微班上有一名學生舉報同學帶巧克力來學校,違反了不能帶零食的規定,王老師就把巧克力沒收了。但後來王老師發現,舉報者是因為勒索巧克力未遂才告狀的。於是,王老師批評了帶巧克力的同學:“你帶零食來學校,是不對。”然後,她又批評舉報者:“你以告老師來威脅同學,問人家要好處,更可恥!”最後,她讓帶巧克力的同學當著舉報者的面吃掉了巧克力。王悅微像往常一樣發微博分享了這件事,沒想到這個微博和她本人都火了。

  王悅微老師做的對不對?很多人跟帖,訴說身邊鼓勵告密的事情和自己被告密的感受。也有很多評論,一些人堅決支援王老師的處理方法,另一些人持反對意見。王老師幾天后又發表了一篇文章《學生告狀很正常,但不能以此培養告密者》。在這篇文章中,她詳細區分了三種學生告狀的類型:一是出於兒童樸素的道德感;二是因為自己的利益被侵犯;三是出於嫉妒或威脅的動機告狀,損人利己。她支援前兩種情況下的告狀,認為第三種值得警惕。因為“我們絕不能培養學生來做告密者,這是很可怕的……我不希望通過同伴之間的相互告密來掌握他們的動向。”

  身為兩個孩子的家長,我也不希望將來我的孩子們會遇上不問青紅皂白就上來各打五十大板的老師。相反王老師的做法更讓我信服。因為她並沒有簡單地懲罰違反學校規定的孩子,也沒有粗暴地將“告密”這種行為判以對錯,而是用一個老師的威權教育孩子如何樹立正確的價值觀。

  這使我聯想到近幾個月輿論關注的江歌案。在母親、老師和同學的眼裡,江歌應該是個聽話的好學生,即使在被害的前一個小時裡,她還在和母親通話中對母親對她安全的擔憂給出解釋:“日本的治安很好的”——這是她基於別人的社會經驗做出的判斷。而案件的另一方,陳世鋒和劉鑫的表現卻又讓人如此費解,善與惡在他們眼裡都太過渺小,自私和任意妄為佔據了他們整個內心。在這個案件裡,到底是惡欺負了善,還是善最終戰勝了惡?我想在江歌母親眼裡,即使再公正的判決也無法挽回她那善良的女兒。

  到底該給孩子什麼樣的教育,才能讓他們在明白對錯的同時,正確地看待善惡?當面對強大對手的時候,是隱忍地包容還是以更加強硬的態度反擊?我想,僅靠一個家庭或者一個老師的力量是不夠的,需要全社會來反思我們的教育。就像王悅微老師在微博上寫道:“我可以在我的班級裡營造這樣一個小小的世界:作惡就要被懲罰,善良就應該被保護,每個人臉上都沒有受過欺負的瑟縮和委屈,每個人的心都是光明的,每個人的靈魂都是自由的。”

  說到這兒,又想起女兒幼兒園的一件事,班裡有個帶助聽器的小朋友,口齒不是太伶俐,女兒從沒主動提起過。一次開家長會回來,我和爸爸說起這個孩子,被女兒聽到,她說老師告訴他們小朋友是在學外語,“他特別好學,老師讓我們不要碰掉他的耳機,要不然他聽不到裡面的聲音會哭的。”我和爸爸相視一笑,感謝老師給孩子一個愛護同學和自己的最好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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