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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震雲:從文學到電影

2020-09-27 15:41:49 來源:齊魯晚報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 李睿

  劉震雲是當代文壇重要的作家,隨著《一地雞毛》《手機》《我不是潘金蓮》《我叫劉躍進》《一九四二》等電影的上映,親自擔任編劇的劉震雲也與影視圈結下了緣分,這些影片也獲得國內外多項電影編劇大獎。

  2020“大師之光”青年編劇高級研習班於9月21日在濟南市萊蕪區開始了為期一周的交流學習,9月24日,劉震雲圍繞“從文學到電影”主題,對文學作品與電影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深入淺出的闡述。

  “我不是一個好編劇”

  作家出身的劉震雲,對文學創作、電影劇本創作之間的轉換和異同有著深刻的感悟,待全員落座後,劉震雲的第一句話是:“我不會寫劇本,只能講劇本創作失敗的經驗,將我的‘不懂’告訴大家。”

  劉震雲認為自己“是一個好作家,但不是一個好編劇”,他對文學作品和電影的異同做了闡述,認為小說重視人物的心理描寫,可以用對白、陳述等方式直接地表達,但電影不可以;小說的容量是無限的,字數不受限制,所以其承載的內容無限,而電影絕大多數都會控制在120分鐘以內,要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故事結構和人物結構的起承轉合,其承擔的內容也註定要少一些。

  針對創作者來說,小說是個體創作、一個人的寫作,電影則是系統性的工程、需要多部門協作的工業流程。當習慣個體創作的作者加入到電影創作的系統性工程中,有時候會手足無措。

  劉震雲將小說比作大海,“表面的浪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海水底部的渦流以及與日月星辰的關係;而電影像奔騰的河流,情節不斷向前運動,其中會有瀑布飛落。”

  如何寫好一個故事?劉震雲分享了自己憑藉“數學好”考上北京大學中文系的經曆。劉震雲很早參軍,在戈壁灘上度過了多年的軍旅生活,1977年恢複高考時,他選擇參加高考,優異的數學成績讓他成為河南省高考狀元,進入北大中文系就讀。這也是他後來寫小說寫得好的原因,“我故事寫得好,可能是因為我數學好。寫故事就像做數學題一樣,數學通過公式推導結果,故事也需要前因和後果的邏輯。”

  當然文學作品不僅要結構好,更重要的是表達。“留住時代中那些珍貴的人和事,以及隱藏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情感”,這或許才是藝術的功能所在,也是文學和電影的相同之處。這也是從事文學和電影行業的目的,讓這份珍貴可以衝破時空的限制,永葆青春地流傳下去。

  “獨特的認識成就偉大”

  劉震雲認為,一個好的導演和編劇,首先應該是好的思想家,有對生活、對文學、對電影、對錶演的獨特認識,否則只是平庸的工作者,反之才有可能偉大。

  劉震雲用經典文學作品《紅樓夢》和《水滸傳》來舉例。

  《紅樓夢》的偉大之處在於用“石頭”和“草”比喻賈寶玉和林黛玉。林黛玉是一株絳珠草,是整個家族的外來人,她用“淚眼”看世界,整個《紅樓夢》也是以“淚眼”的角度來看待世界;除了“淚眼”,小說中還有一個特殊的角色劉姥姥,劉姥姥從“貧窮”的角度看待四大家族,這也是很獨特的視角。

  《紅樓夢》的偉大還在於它討論了“乾淨”和“骯髒”的思辨關係,上升到了哲學角度。人性骯髒很多讀者能看到,但《紅樓夢》當中還有乾淨的“水”和“石頭”——林黛玉的眼淚是水的結晶;賈寶玉這個石頭,在小說中也不斷地被水沖洗。

  劉震雲舉例自己的小說《一句頂一萬句》,他在寫底層人民的心理時講:所有下層勞動人民都不愛說話,話都藏在心裡,萬千心事匯成一股洪流。他認為,導演、編劇要以哲學思想和認識論思想來指導自己的創作。

  在舉例《水滸傳》時,劉震雲認為這本書的偉大在於,作者施耐庵用獨特的鏈條式故事結構闡述了對整個大宋朝的認識。《水滸傳》中展現了當時社會上的兩套語言:朝堂的語言和江湖的語言。這兩套語言支撐起了整本小說。

  劉震雲認為,林沖是《水滸傳》中寫得最好的人物。身為八十萬禁軍教頭,和曾經的提轄魯智深聊天時,兩人都曾是朝堂之人,說的卻是“江湖上的話”。而後被高衙內步步緊逼,自己步步退卻,直至被陷害發配滄州,風雪山神廟,大快人心,完成了人物性格的轉折。因為林沖終於意識到當時他的處境是“你死我活”,所以手刃仇人,直奔梁山。

  “如果施耐庵只寫到這裡,還談不上偉大。他偉大的地方在於,林沖‘上樑山’之後的‘下樑山’。梁山老大王倫不敢接收林沖,於是以沒有投名狀為由,派兩個小弟跟著林衝要親眼看著林衝殺人。可是因為梁山周圍的百姓知道路途兇險,大多是結伴而行,林沖沒有機會下手。當終於發現一個落單的貨郎時,林沖的反應是‘天佑我也’。”

  劉震雲說,這種“上樑山”和“下樑山”的結構設置,將林沖的人物經曆和內心起伏展現得無比深刻。也通過林沖,讓“朝堂之語”和“江湖之話”重疊轉換,呈現了大宋畸形的狀態。

  劉震雲還分享了在荷蘭參加自己的新書交流會時的經曆。一個讀者告訴他,自己在讀《我不是潘金蓮》這本書的時候,笑到發瘋,但主人公李雪蓮對著一頭牛傾訴的情節讓她落淚。李雪蓮為了一句話,花了20年的時間,依然沒能糾正過來,還讓自己的悲劇成了別人的笑料。只有牛是一直跟她在一起的,她覺得只有牛能相信自己說的話。李雪蓮強烈的孤獨感染了這位挪威的讀者,除了牛,還有誰能相信李雪蓮說的話呢?這位讀者突然想到,還有這本小說的作者可以相信李雪蓮的話,創作者就是這頭“牛”,來傾聽“李雪蓮”的心事。

  也就是說,文學和電影工作者,如果只有文學和電影的才華,是不夠的,還需要有思想的才華。要能夠準確捕捉那些隱藏起來、被忽略的人物情感,如果能捕捉並呈現這些常見卻被忽視的人和情感,將會是一部很好的作品。

  “作家成為好編劇不容易”

  劉震雲的作品最早被改編是1995年,那也是他和馮小剛初次合作。馮小剛根據劉震雲的兩個短篇小說《單位》和《一地雞毛》,拍攝了電視劇《一地雞毛》,由陳道明和徐帆主演,劉震雲擔任編劇。

  這之後,劉震雲相繼擔任了根據自己小說改編的電影《手機》《我叫劉躍進》《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蓮》以及《一句頂一萬句》的編劇。關於文學、電影劇本、電影拍攝三者之間的不同,劉震雲有直接的體會。在與馮小剛和張國立合作過程中,他發現小說中長段的台詞放在電影劇本中大多是不合適的。

  而小說對環境文學性的描寫,在電影呈現上也會遇到問題。如在寫《一九四二》的時候,劉震雲寫的是災民的隊伍前不見頭後不見尾,這短短一句話需要動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拍攝;在寫《我不是潘金蓮》的時候,李雪蓮在牛棚與牛傾訴心事之後,最終決定還是要去告狀,他的劇本是“一夜過去了”,用電影語言表現出李雪蓮這一夜的心理曆程,並不容易。

  電影劇本中,對人物之間的糾葛狀態往往是有強烈的要求。文學則不同,人物之間可以是很稀疏的關係。電影對文學的改編,最主要的是借鑒其故事結構、人物性格、創作角度,讓電影觀眾和小說讀者一樣感受到故事中強烈的情感張力。

  “我的小說其實都不適合改成電影,因為電影要求集中、清晰,而我的小說恰恰相反,雜而散,而且基本沒有故事,這就會自動考量誰是特別好的導演。《一句頂一萬句》寫出來之後,有五六位一線導演都找過我,說希望改成電影,但是小說裡有100多個人物,他們都問我,如何把這100多個人物裝到一部120分鐘時長的電影裡?我認為,這是電影導演應該解決的問題。”劉震雲表示。

  “如果自己做不好,那就交給專業的人去做,並且相信他們。”他以話劇《一句頂一萬句》的為例,十分肯定該劇導演牟森對於作品“眾聲喧嘩”的理解,“有人說我的這部作品是講孤獨,其實我講人們的勇敢,講普通人的心事。”導演牟森在話劇《一句頂一萬句》中引入了古希臘戲劇中的歌隊,對此劉震雲也頗為認可,“這是一種很有震撼力的戲劇形式,是講心事的一種方法。”

編輯:盧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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