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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的發現:民國青年25歲推開文明大門

2018-11-08 07:33:35 中國青年報

  每當我把個體放進考古史冊去揣摩時,不免萌生類似“浮生一日,蜉蝣一世”的滄桑和惶惑。有一些個體,會對考古傳奇產生極為關鍵的作用力,而他們往往,只是時代布景的一幀匆匆剪影。

  發現良渚文化和確認良渚文明,是一條漫長的路途。而最初的那個起點刻度,是固定寫就不會改變的。所有文獻資料會告訴你,發現良渚遺址第一人生於民國,那個叫施昕更的人1936年在其家鄉,浙江杭縣良渚鎮(今屬餘杭市)附近,發現許多地點出土黑陶和石器,因而進行發掘。

  看似本無奇異之處吧?可我無意多看了一眼施昕更的生卒年——那一生“急促”得令我心頭一顫,不由進一步查閱。這個載入考古史冊之人,原來並非考古科班選手出身,25歲偶然成為發現良渚遺址第一人,隨即投身田野考古、撰寫報告,28歲離開人間。

  也就是說,民國青年施昕更用生命最後的短短3年,竟一手推開了良渚文明大門。他到底經曆了什麼?

  故事的開頭,是一個江南少年按部就班的求學軌跡。

  1912年,施昕更出生在杭縣良渚鎮,他在此地長大,讀小學。1924年秋至1927年夏,在杭州直大方伯巷杭州第一中學初中部讀初中。

  從初中畢業後的秋天,直至1929年春,施昕更在第三中山大學工學院附設高級工科職業學校紋工班就讀。根據《西湖博覽會總報告書》記載,施昕更曾擔任西湖博覽會藝術館管理員,他主要擔負的職責為保管、接觸古物,也包括良渚黑陶、石器、玉器。

  1930年,施昕更進入西湖博物館從事地質礦產工作。透過現存相片和文字給施昕更“畫像”,眼前出現一個安靜踏實、擅長繪畫,對考古充滿熱情的清瘦書生。

  彼時,這個剛成年的青年毫無考古專業基礎。彷彿命中註定一樣,老天爺賜予他一份屬於考古者的直覺和魄力。

  連施昕更自己都說,“實在是一種偶然的機緣”。那個後來震動學界的遺址,他自述文章裡寫了一個具體精確的時間:1936年11月3日下午兩點鐘。

  觸發機緣的原始事件,是當時博物館正對杭州一個叫古蕩的遺址進行發掘,1936年5月,古蕩發現新石器時代末期遺址消息傳出,施昕更立馬給予極大關注。

  心思細膩、反應機敏的他,發現有幾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尤其是一種長方形有孔的石斧,他在杭縣北鄉良渚一帶見過。原本施昕更不太在意那種石斧,“不過我是認為同玉器並行的殉葬物,不承認它是新石器時代遺物”。偏偏這個節點,靈光一現,施昕更感覺得到了一種“暗示”:古蕩和杭縣北鄉的良渚,會不會之間有一種互相的聯繫呢?

  抓住靈感還等什麼呢?“行動派”施昕更說走就走,隨即跑回故鄉良渚,一口氣進行了三次調查。他終日在田野阡陌之間奔走,不以為苦。

  好運氣,在11月3日那一天,驀然砸到施昕更頭上——機會屬於有準備的人,運氣只配得上真正有才華的大腦。施昕更於良渚鎮附近棋盤墳的乾涸池底,發現了一兩片“黑色有光的陶片”,帶回了杭州。他在參閱了大量書籍資料後,受到中央研究院語言曆史研究所《城子崖》一書的啟示,“乃悟及此黑陶既與石器相伴,或者與城子崖相同,詳加參證,果然是不分軒輊,證實我以前對於杭縣的臆說,引起我絕大的勇氣與興趣,而同時此發現更引起了學術界重大的注意。杭縣遺址在江南遠古文化上的地位,亦頓形重要”。

  西湖博物館依照當時國民政府頒布的《古物保存法》第八條規定,呈請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發給採掘執照,發掘時間定為1937年3月20日至6月20日。

  “我對於這遺址的研究,更加迫切,乃不揣譾陋,毅然負責作三次小規模的發掘工作,得到意外的收穫,在江南考古工作上也是一件值得紀念的事吧!”得到館裡的同意和支援,“超高效率行動派”施昕更,馬不停蹄主持起了對良渚遺址進行正式的田野考古發掘。根據記載,從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考古發掘共進行三次,獲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實物資料,從科學發掘的角度確認了良渚一帶存在著遠古文化遺存。

  當年12月23日刊發的《東南日報》,出現題為《西湖博物館在杭縣發現黑陶文化遺址》的報道——“西湖博物館館員施昕更,最近因調查杭縣地質,在該縣境內,發現黑陶文化遺址多處,遺址見於距地表約二公尺之池底,包含於黑色淤土層之內……考古家認為遠古東方之固有文化,為構成中國最早曆史期文化重要分子,時代在殷商以前……並據施君在杭縣一帶屢次之調查,對於地層上蘊藏情形,已漸明了。”

  1936年至1937年,在那樣一個曆史節點,施昕更他們順利高效地開展考古已然不易。更難得的是,1937年春天,施昕更寫就了5萬餘字的《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以下簡稱《良渚》)一書,製圖100餘幅,詳細介紹發掘經過、收穫,提出頗有創見的看法。

  業界都說,施昕更的《良渚》考古報告,能在戰亂年代保留下來併流傳至今,堪稱奇蹟。

  如今我們讀到成書、出版於80年前的《良渚》影印版,這份“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出版”的考古報告,剛翻開每個人都會很唏噓,因為卷首語通篇裡裡外外浸透了山河破碎的血淚,主標題下面還寫有一行字——“謹以此書紀念我的故鄉”。

  “我們上古的祖先,堅忍的開闢這廣袤的土地,創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我們今日追溯過去,應當如何兢兢業業的延續我們民族的生命與光榮的文化呢?可是,我們現在的子孫,眼看到這祖先開闢遺下的國土,一天天的淪亡,我們的文化,也被敵人瘋狂的摧殘,這正是存亡絕續的重大關頭。”

  “我這樣冥想著,良渚遺址初步發掘是完成了,而我還盼望第二次良渚發掘的時候,在焦土瓦礫中,找出敵人暴行的鐵證,同胞血和淚的遺迹,供世界正義的批判,這意義比較起來是更加重大罷!”

  在這段文字後,施昕更鄭重註明:“二十七年八月重印,昕更志於瑞安”。

  在良渚考古報告中,施昕更特別提到了該如何“定名”的問題。“最新的考古報告都以地名為名,如城子崖,我也來仿效一下,遺址因為都在杭縣良渚鎮附近,名之良渚,也頗適當。渚者,水中小洲也;良者,善也。因為我依地層上的根據,推測在黑陶時代,該處頗多水患,且沙洲紛紜,尚系沿江初成的砂地,因為環境良善,才有民族移居,所以決定採用這二個字,有名實兼收之妙。而且有了地域的觀念,在比較上也很便利,如良渚報告中的遺物,或稱良渚石器的,可以分別城子崖石器,或仰韶村石器等,正如生物學上的種屬名一樣。”

  施昕更的《良渚》文稿付排後,抗日戰爭爆發,印刷被迫中止。於是施昕更攜帶文稿,隨西湖博物館遷徙蘭溪、永康、松陽,在董聿茂的呼籲和堅持下,浙江省教育廳同意出資付印。1938年《良渚》一書終於問世。

  《良渚》在上海付印時,施昕更迫於生計,到瑞安縣工作。不久後,便投筆從戎,任縣抗日自衛隊秘書。1939年5月,積勞成疾,感染猩紅熱,因無力醫治,施昕更病逝於瑞安醫院,年僅28歲。葬於瑞安縣西山。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的劉斌、王寧遠等專家在《良渚:神王之國》中指出,施昕更發現良渚文明之時,由於當時盜掘出土的良渚玉器被認為是周漢之物,良渚文化的重要性並沒有得到認知,學術界認為良渚出土的黑陶是北方龍山文化南漸的結果。1959年,夏鼐先生命名了良渚文化。而通過持續推進的考古,慢慢確證其實良渚文化已進入文明階段,已是上世紀80年代之後的事了。

  細算下來,施昕更這一生真正屬於實地考古的時間,不過一年而已。這位民國青年生命何其短促又何其閃耀,如流星一般,為後人的良渚遺址考古帶來第一縷希望的曙光。

  沈傑群 來源:中國青年報

編輯:昕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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