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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風箏》:這一隻永不斷線的風箏,連結了我們對英雄的嚮往
http://www.workercn.cn2018-01-11 13:51:56來源: 文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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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箏》 的影像語言依然具有柳雲龍諜戰劇的特點,緩慢、沉靜、執著,特寫鏡頭與略微仰拍的鏡頭偏多。

  羅海瓊飾演潛伏在共產黨多年的特務韓冰。

張斌

  諜戰劇 《風箏》 剛播出時,觀眾對它的關注更多來自於柳雲龍的回歸。但隨著劇情的深入,該劇對於諜戰劇在思想高度和藝術類型上的表現與探索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今天,在該劇收官之際,我們可以說,這一隻永不斷線的風箏,連結了我們對英雄的嚮往。

  一一一編者

  柳雲龍歸來,《風箏》 熱播,諜戰劇再掀收視熱潮。觀眾們絞盡腦汁猜測誰是影子,並驚歎於“鄭耀先/鬼子六/周志乾”那複雜曲折、驚險壯闊又苦難多舛的人生。從《暗算》 《血色迷霧》 《告密者》 到《風箏》,被譽為“諜戰劇教父”的柳雲龍在熒屏勾畫出了一條牽動中國電視劇觀眾的諜戰曲線。而 《風箏》,因其對信仰的動人刻畫,對諜戰劇的創新探索,勢必成為這一曲線中值得討論的高點。

  信仰有光芒,升騰起一個民族的精神峰值

  《風箏》 分明在告訴我們,在複雜的人性和情感糾合之上,那不可混雜和抹殺的,依然是無比深沉的信仰。這信仰,造就了屏幕上的英雄,升騰起一個民族的精神峰值。

  諜戰劇的精神和價值基點,無一例外建立在忠誠和信仰的基礎之上。《風箏》 自然也不例外。但這一次,柳雲龍對信仰的刻畫,讓人物走出了一條異常坎坷,卻讓理想光芒四射的道路。

  諜戰劇雖然人物關係看似複雜,但核心的衝突反而比較單純,通常體現在敵我雙方的對立中,但 《風箏》 卻設定了一個與此不同的極端複雜和多元的衝突情景。身為我黨潛伏在敵人心臟18年的高級諜報人員鄭耀先(代號“風箏”),卻不得不披著心狠手辣的軍統六哥的狼皮,人稱“鬼子六”———因為只有“比軍統更軍統”,才能在敵人的心臟立足。在不斷有同志死在鬼子六手上的“事實”面前,不知其身份的我黨地下力量反覆通緝追殺鬼子六。這樣讓觀眾頗為驚奇的反常故事情節,將鄭耀先置於三方力量間,並進一步落實在“風箏”和“影子”對壘中。這一次,忠誠和信仰的考驗,已經不主要來自敵人,而是自己人,或者說來自曆史命運的考驗。鄭耀先最大的恐懼,不在於生死,而在於死後被永遠扣上屠殺同志的“鬼子六”的帽子。《風箏》 要回答的是一個悖論性的問題,因而具有了某種形而上的探求色彩。

  鄭耀先在接受潛伏任務的那一刻,實際上已經背負上了永世不被組織認可的可能。這就是說,無論做出了多大貢獻與犧牲,自己都有可能化為塵埃永埋黃土,且被同志永遠誤解。這種獻祭充滿了難以救贖的悲壯。在劇中,柳雲龍也通過影像對此進行過呈現。他的單線聯繫人陸漢卿被中統抓捕入獄,接受嚴刑拷問之時,陸漢卿低聲朗誦毛澤東的 《為人民服務》:“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為革命事業而死,這是陸漢卿,也是鄭耀先精神力量的源泉。當陸漢卿被捆綁在木樁上,頭頂背後旋轉風扇所投射的亮光,恰如一道光環。神聖的信仰,充分激發起“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悲壯。在軍統的監獄中,共產黨的情報人員以這神聖和悲壯,闡釋了為何常理中沒有人能承受的酷刑,在他們身上卻失效了的原因。

  當大姐的出現讓失去了聯繫人的鄭耀先終於可以讓組織知道自己是誰時,他哭了,哭得像個孩子一樣。潛伏的生涯,讓他承受了心理上巨大的痛苦與難被理解的折磨。然而哭過之後,他主動選擇繼續頂著不明不白的身份為黨和人民服務,去挖出潛伏在我黨內部的國民黨間諜“影子”。

  鄭耀先的大部分人生無時不處在生死的危境中,且要面對錯綜交叉的真假情感。他的三段感情,程真兒、林桃和韓冰,也都混雜著難以絕然分割的交叉。程真兒兩情相悅,但卻難以公開;林桃愛得徹底,可卻絕非同志;韓冰同病相憐,然而卻是他一生之敵。這種複雜性,也體現在江萬朝、延娥、宮庶、孝安,與鬼子六有殺父之仇卻又照顧仇人之女的高君寶,尤其是與“風箏”一樣堅定但奉獻卻不知何為的“影子”等人身上。《風箏》充分展現且張揚了作為情報人員這一特殊職業和群體的複雜交錯和難以言說的人性世界。“我是誰”的問題不僅是鄭耀先的終生難題,也是所有情報人員共同的難題。

  但如果僅僅如此,該劇則不免會滑向曆史虛無主義和相對論的泥潭。《風箏》分明在告訴我們,在複雜的人性和情感糾合之上,那不可混雜和抹殺的,依然是無比深沉的信仰!正如該劇主題曲所吟唱的那樣,“紅色的夢,白色的夜……兩個世界不能跨越”。這信仰,造就了屏幕上的英雄,升騰起一個民族的精神峰值。也許,今天的我們難以想象和體會這種信仰的力量,但《風箏》對信仰的推崇卻仍然連結了世俗對英雄的嚮往,帶給這個群體中大多平凡的個人以超越性的懷想。

  在該劇的結尾,曆經磨難生死垂危的鄭耀先來到北京。生命的最後關頭,鄭耀先想要看一次升旗。當國歌響起,紅旗飄揚的時候,躺在救護車病床上的鄭耀先孱弱但莊嚴地舉起右手向國旗敬禮。這國旗,是他為之奮鬥一生的象徵,但他卻從未奢望國旗為他升起抑或降下。此時,他的眼淚默默奔流。這眼淚,飽含了多少複雜的情感,但絕非僅為自己而流。它證明了鄭耀先心中犧牲和價值的崇高等式:“一個人能有資格為國家犧牲,就是對自身價值的最好證明”。這等式詮釋了一個共產黨情報人員信仰的純度和奉獻的熱忱,讓人目眩心動。

  藝術有遺憾,但為諜戰劇尋回了應有質地

  這種探索,雖然有效地增強了諜戰劇的社會曆史厚度,碰觸了諜報人員精神世界背後的力量,對諜戰劇而言是一種創新的探索,但對於柳雲龍來說,這種把握顯然有點力不從心。

  《風箏》 播出以來,話題熱度不減,但評分卻離柳雲龍的代表作 《暗算》 仍有一段距離。這種情況,與其藝術創造力和技術表現力的不足有很大關係。

  相比 《暗算》,《風箏》 的故事構造其實比較冒險。柳雲龍的諜戰劇,向來並不以場面和行動化的情節取勝,而在於敵我雙方智慧的對壘,習慣的是鬥智不鬥勇,需要依靠情節編織、影像表達和心理能量的不斷螺旋積累形成爆點。這種特點,更適合 《暗算》 這樣人物、時空和情節都相對集中的故事,在環環相扣的發展中不斷形成高強度的情節和情感的雙重聚焦,以敘事黑洞吸納觀眾的理智與情感,把他們牢牢綁定在自己敘事的軌道上難以離開。《風箏》 的故事,則具有較大歷史跨度,從抗戰勝利、解放戰爭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也形成空間的幾次轉移,從重慶到延安再回到山城等地。同時,在人物關係的設定上,處於多方力量拉扯中的鄭耀先在不同階段和時空環境中要面對不同的矛盾,這不得不讓劇中的戲劇衝突聚焦不斷轉換,觀眾的觀劇心理也要不斷重新對焦。這種探索,雖然有效地增強了諜戰劇的社會曆史厚度,碰觸了諜報人員精神世界背後的力量,對諜戰劇而言是一種創新的探索,但對於柳雲龍來說,這種把握顯然有點力不從心。

  我們看到,在故事開頭到延安這兩個段落,雖然構建了一些比較強烈的情節高潮點,但始終難以將觀眾的心理很好地集中到鄭耀先身上。而新中國成立後,由於故事情節開始集中到尋找影子身上,情節焦點和人物關係也回歸單一,更具有柳雲龍諜戰劇的氣息,給觀眾的感覺反而就更有吸引力一些了。同時,這種四段時空故事的結構也造成藝術風格上的割裂。從鄭耀先的生死潛伏、到尋找影子的鬥智鬥勇,到英雄人生最後的落幕,“諜戰+反特+情感”的組合,本身似乎可以開拓出曆史的寬度和人性的深度,但卻中斷和撕裂了類型集中的力度。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鄭耀先無疑是柳雲龍想要突出的孤膽英雄。但這種英雄,需要在旗鼓相當的對手的托舉之下才能更加凸顯。而在該劇中,與風箏交手的人,哪怕是其最大的對手影子,都無法與之對等。尤其是在劇情的前半部分,基本沒有出現任何可以對風箏造成實質性威脅的對手,就是影子,也在不斷通過語言渲染“鬼子六”的恐怖與可怕。這種描寫,脫離了具體情節的包裹,顯得難以讓人信服。鄭耀先雖然是故事的內核,但在劇中,卻遲遲無法成為情感的內核,也影響了觀眾的心理共情。另外,《風箏》 塑造的鄭耀先是一個極端角色,處于軍統、中統等多方力量拉扯之中,風箏和影子兩方對壘,各種情感相互交織。這個角色形象,是在以往的諜戰劇中所沒有的,本應該更加光彩奪目。但遺憾的是,從情節構造來看,因為該劇並沒有為這極端的角色創造與之相匹配的極端環境,反而是在曆史情境的變遷中不斷改變其環境和衝突設定,因此也就無法很好地激活這一形象設定的全部精神能量。與之相對,影子這一角色,也沒有真正進入鄭耀先的故事鏈中,沒有充分發揮其敘事動力的作用,其形象比較單薄,這也就使得劇情後段兩人相似卻截然相反的人生結局顯得並非那麼具有讓人深入思考的力量。

  在演員對角色人物的刻畫上,《風箏》也存在著一定的遺憾。柳雲龍的表演,主要特點體現在特定情節中的細小動作和表情,且有某種模式化的傾向,這也可以說是柳氏諜戰劇的一種標籤。但 《風箏》 的時空跨度和焦點變化,讓柳雲龍的這種表演喪失掉了情節的依託,倒反而顯得有些故弄玄虛的做作了。另外,作為潛伏在我黨內部40年的大特務韓冰 (也就是影子) 的扮演者,羅海瓊的表演也受到觀眾大量的吐槽,其外形、聲音和表演特質均難以承擔這一角色的內涵需要,有些輕飄和裝腔作勢。反而是兩個配角宮庶和馬小五,以富有特質的表演和情感表達的鮮明度,給觀眾留下了比較深的印象。此外,《風箏》 的影像語言依然具有柳雲龍諜戰劇的特點,緩慢、沉靜、執著,特寫鏡頭與略微仰拍的鏡頭偏多,這些也因為故事情節密度和情感強度的減弱而變得無法與敘事相融無間,特色反而成為一種拖累。蒙太奇的使用上,頻繁且無必要的鏡頭疊化閃回一方面讓電視劇的藝術表現力顯得較為陳舊和不自信,同時也打斷了敘事的節奏,拖慢了情節的進展,影響了懸念感的維持。

  儘管 《風箏》 存在著以上種種問題,但這不妨礙它成為近幾年來比較出色的諜戰劇作品。該劇對人性之上還有信仰的表達、對情報人員特殊人生和世界觀的呈現、對諜戰劇情一貫的考究,以及製作的精良,都使得越來越走向偶像化的諜戰劇尋回了一些它應該有的質地。而柳雲龍通過該劇,也試圖為類型化的諜戰劇拓展出一些新發展方向,雖然這種探索留有諸多遺憾,但其努力也是值得肯定的。

  於此,我們可以說,對於“風箏”以及今後的諜戰劇,信仰的線不會斷,藝術創造的線不能斷。

  (作者為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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