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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晉古璽中“公書”璽的啟示
http://www.workercn.cn2018-01-11 10:25:29來源: 杭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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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書”璽

看到一方非常罕見的古璽。

  第一是形制罕見,完全不是一般戰國古璽中的“寬邊細字”外形方正的常見樣式。沒有邊——別說寬邊沒有,細邊也沒有,而是無邊:祼文字。

  第二是文字線條迥然不同於勻稱的頭尾粗細一般的古璽風格,而是如書法中的懸針筆畫,頭重腳尖,頓挫起筆而露鋒尖鋒收筆。它讓我們想起了“點漆而書”。這樣的筆畫,在戰國古璽講究勻均整飭的審美趣味中,顯得十分另類。

  第三,所有的古璽,正方為主,當然也間有圓形或角形盾形。但古璽用於簡牘封泥所鈐,自然以方形為最通用。而這方古璽呈橢圓形圓角長方式,在戰國古璽中未見有相同者。

  “公書”璽的美學價值

  與文史價值

  有此三奇,“公書”古璽的存在,成為非常稀罕的存在。成為我們難得的一個研究範例。本來,作為審美對象的“公書”古璽,讓我們感受到一種刻骨銘心、抖擻飛揚、果斷肯定、義無反顧的徹底的美;與其他古璽崇尚穩重規範收斂內蓄相比,它好像是書法中的“草書”,激情四射、毫無顧忌、肆無忌憚,舉手投足而眉眼之間皆有顧盼回護之風神。在沒有見到這方晉璽之前,我對戰國古璽的美學類型和風格有一個固定的認識。看得多了,“審美疲勞”,已經不太有激情了。但看到“公書”璽,眼睛一亮,認為是足以讓我熱血沸騰讚不絕口、是千古未遇之極品。

  “公書”古璽的美學價值既如上,文史價值又是如何?

  古璽漢印的世界裡,官印和私印並存於天下,但這方“公書”璽,既不是官職爵號之印,又不是私人姓名之印,在簡牘世界裡,它在封泥中取信標示以立契約的封護之功並不突出。那麼,不用於徵信,又是用於什麼途徑呢?

  根據從本世紀出土於西北和吳楚簡牘動輒成千上萬甚至十萬計的情況看,僅僅戰國秦楚簡和漢簡所涉及的內容,事涉政治、經濟、法律、制度、軍隊、官職、民生、醫藥、典籍,戍邊、糧米、戶籍等等海量資訊,自然需要分類處理。有如《四庫全書》先分經、史、子、集;再分斷代、作者、流傳;再分出人、事、物……層層深入,俾能按圖索驥,綱舉目張。海量的竹木簡牘在應用時,也必然要分門別類以供檢索,尤其是簡牘中日常文書尺劄的應用,更是有明確的使用類別和規定場合。官府之間上下級的上行文書簡和下行文書簡,以及各種賬冊、戶籍、簿錄、應該就是相對於“私書”的“公書”。作為大批簡牘書寫的分類標誌物,它的面世,讓我們想起了沙孟海先生《印學史》中引用最早的《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所載的一條文獻:“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

  沙老認為這是中國最早關於用印的證據。而所涉“璽書”,正是以璽書來封緘文書的古代方式行為的文獻表述。“書”指簡牘文書,而“璽”則是指印璽;這一“公書”古璽,自然在例。而春秋時期季武子“追而與之”的肯定是國家公事,正合乎“公書”之類。“公書”之璽,封緘公文文書“追而與之”,如此而已。只不過季武子是魯國正卿,不是三晉大夫,地域上不吻合,但我想無論晉、魯異地,這璽書行為在春秋時代應該是普遍存在的。

  “公書”璽的特殊功用

  以“公書”古璽的書體字法和線條風格來看,它與春秋時期的侯馬盟書十分相近。侯馬盟書出于山西之古晉,而“公書”亦為“晉”璽,雖然一是墨書,一是鑄刻,但從文字意識上看則非常相似。考慮到侯馬盟書是春秋末期之物,“公書”晉璽也被有些學者擬為春秋璽而不是戰國璽,年份可以再往上提幾百年。亦即是說,它不是戰國韓、趙、魏三家分晉時之印璽;而可能是春秋趙、韓、魏、智、範、中行六卿專權即晉平公時之印璽。此外,戰國竹木簡牘中有許多書跡的文字字形及線條用筆,與“公書”文字字形用筆幾乎如出一轍,表明在春秋“晉”域與戰國“晉”地的一脈相承過程中,共同點是非常明顯的。如果把璽印、鼎彝、陶文、竹木簡牘作一併列,在其間作橫向對照,可能這種感受更深。

  關於“公書”璽的形式,最明顯的是沒有邊框。這與目前我們習見的三晉璽乃至戰國前後傳世諸璽的形式大相徑庭,那就證明,“公書”璽肯定不是一般的春秋或戰國古璽。它是否是我們認為的古璽印通常必有取信功用的定位?恐怕不一定。戰國官私璽當然主要是取信之用,這一點沒有問題。但它的成熟不是從天下掉下來的,關於戰國璽之前的春秋璽的形態,目前爭議還是很大,在斷代時還難以取得完全共識;但有兩點可以肯定,一是“功用”:它可能還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單一“取信”作用;不排除有其他功用的存在。二是“形式”:目前在已知大批戰國璽的穩定的小印寬邊朱文璽形式之前,一定會有一個相對豐富又不無混亂的璽印形制初始時代。以此來觀照“公書”璽,我想也許可以有如下的推斷:

  (一)“公書”古璽如果只是一個封書的標記或曰標牌式作用,如果它不是基於習慣上的取信之功用,而是作為分類(如公文簡牘文書)“類”的標記,與“私書”簡牘的分類相對;那麼雖然它也用於封泥鈐印之用,但這個用,不僅僅是為了封檢保密而設,而是為了浩大的數十萬枚簡牘依序保存作分類標識而設。所以,“公書”璽未必是我們習慣上認為戰國古璽以取信為中心的全部概念內容。它顯然還有另類的一面。

  (二)“公書”古璽因為可能不是實際的標準印璽,因此它在形制上還沒有或者不需要達到戰國古璽這樣統一的穩定形態;更有學者還據此認為它可能是更早的春秋璽。但無論如何,只要它既然是印記,當然也還是鈐於封泥;但因為沒有取信的功用,對於寬邊朱文官私璽講究統一格式以便取信於人的嚴格形制要求而言,它的表現可能更靈活多變。“公書”璽之所以會全部“去邊”而只靠文字本身來支撐印面空間;這樣的特殊做法,在當時,應該是在璽印取信功能上有所欠缺而不為人喜;因為沒有寬邊即沒有框格限界,缺少穩定可靠規範的意味。但如果不是印璽,而只是一種分類標識,那上述的批評理由就不一定成立了。

  此“公書”古璽原物最近展出於孤山之側的中國印學博物館。展覽名稱為《戎壹軒藏三晉古璽專題展》。最近幾年,西泠印社中國印學博物館舉辦了不少有鮮明主題又有罕見珍品的中小型專題性展覽,有明顯的學術高度和精度,廣受業界同道讚許;又與每年西泠印社大型活動如春秋兩季雅集的大型展覽、大型創作研討會形成寶貴的互補,為把杭州打造成為“金石篆刻之城”貢獻卓著;而杭州巿民也才有幸看得到像“公書”古璽這樣不世出的寶貝。這樣的眼福和運氣,連我這個研究印學近40年又在西泠印社工作多年的人,也是頭一回撞到。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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