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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長大的外地人:家很遠,家鄉更遠
http://www.workercn.cn 2018-01-10 13:18:31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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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工人影像小組在位於丰台大葆台附近的快遞倉庫組織放映

  《野草集》鏡頭中的某民辦小學

  新工人影像小組和打工者二代的孩子們聊學籍

  從北京市中心到城郊的家,駱錦強需要把一條地鐵線路從頭坐到尾,再轉乘公交車。不堵車的話,他一個半小時能到家。這個“家”,是他租住的一間公寓,也是他工作的地方。

  從北京到安徽的老家,他需要坐一宿的火車,再加9個小時大巴,“折騰一整天”。

  來自河北的彭彭,最喜歡北京的地鐵。一節節車廂“夾雜著情緒,承載著夢想”,在城市的地下穿梭,像一頭巨大生物的血管。地面上,都市飛速生長著,地下的“血管”裡,“流淌”著為了建設這座城市而奔波的人。

  這個90後的年輕人,如今也是血管中的一滴血液。他常年奔行在找工作和去工作的路上,背得出北京16條地鐵三分之二的地鐵站名。地鐵裡,有天南海北的口音。

  29歲的楊龍一張口,就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話,聽口音很難判斷出他是河南人。小學四年級時,他被父母從鄉下老家接到北京,從“留守兒童”變成了“流動兒童”。

  近20年過去了,家鄉成為他記憶中一個模糊的影子。如今,他是都市裡的“新工人”,是“在北京長大的外地人”。

  他們身上貼著標籤——打工者二代。他們踩著父輩的腳印,從農村走進城市,想要紮下根來。他們在打工子弟學校讀書長大,在城市的邊緣地帶租房。他們當中有些人已經結婚,開始養育打工者第三代。

  “打工者二代,是出生和成長在改革開放的這一代。與打工者一代相比,他們受過相對更好的教育,在物質上也更寬裕。他們對城鄉差距的感受更明顯,比父輩更想留在城市裡。”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盧暉臨教授對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說。

  但這些打工者二代,也經曆著更加明顯的城鄉分裂,更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更深刻的社會排斥。“除了生活上實際遇到的問題之外,他們還需要面對自己內心的割裂感。”

  對他們來說,家很遠,家鄉更遠。

  沒家回的人,就跟河裡的水一樣多

  彭彭的父親是2009年來北京的,在工地上幹活。2011年,還在讀高三的彭彭也來了。他在北京當了兩個月保安,就老老實實回家上學去了。

  後來,彭彭每年都會來北京,在各式各樣的城中村和地下室暫居,到處打工或實習。2016年,他參加了 “新工人影像小組”。

  王德志是小組的創始人之一,也是北京皮村工友之家的主辦者之一。他來北京時剛滿18歲,刷過碗,送過水,發過小廣告。他經曆了兩次閱兵和一次奧運會,見證了北京的樓價從一平方米幾千元漲到幾萬元,地鐵線路從個位數變成兩位數,高樓越來越多,車也越來越多。

  王德志稱自己是打工者1.5代,住在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間裡,一半是床,另一半是書架。

  他的兒子在北京出生長大,但他調侃“只是暫住”。

  他一直想拍片子,把鏡頭對準了打工者二代。2016年,他和宋軼一起,完成了劇情片《移民二代》和紀錄片《野草集》。

  在全國總工會2010年發布的《關於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中,新生代農民工被界定為“出生於20世紀80年代以後,年齡在16歲以上,在異地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打工者二代,是新生代農民工中的一部分。他們是“回不去家鄉”的一代,又是“難以進入城市”的一代。

  楊龍愛看書,喜歡看《平凡的世界》,小時候“最瘋狂的夢想”是當作家。他還記得,同齡人韓寒剛出名的時候,他把《三重門》讀了好幾遍。

  如今,夢想和生活離得越來越遠。初中畢業後,楊龍去當了快遞員,很少再拿筆了。2009年,他把自己的積蓄攢了攢,承包了一個快遞站點。《移民二代》裡的幾個年輕人,最後選擇的出路,同樣也是承包了快遞站點。

  “那些場景就是在我那個倉庫裡拍的,”楊龍回憶,“其實拍的內容也是真實的,在給快遞員開會的場面。”

  他在那場戲裡客串,出了鏡,而這部電影裡的其他演員和工作人員,大多是和他一樣的打工者二代,有些甚至是他在打工子弟學校的同學。

  《移民二代》製作完成之後,“新工人影像小組”組織了幾次試映。他們在楊龍的快遞倉庫裡架起投影儀,擺了一排排椅子,請了一些快遞員工和工友來看。影片節奏舒緩,第一個場景是男主角騎著電動車,在城郊的村落裡穿行。主題曲悠悠地唱著:“沒家回的人,就跟河裡的水一樣多。”

  一些人踏踏實實坐在椅子上,把這個100分鐘的故事看完了。而另一些人,看到一半就離場了。

  宋軼發現認真看完片子的人,基本上都是從小在城市裡長大的打工者第二代。而那些提前離場的,雖然和“二代”們的年齡都差不多,同樣是85後90後,卻是在農村出生成長,長大後才到城市來打工的,他們表示,比起看電影,時間更應當用來做和他們的工作效益掛鈎的事。

  “相比來說,在城市出生長大的移民二代,會顯得更懶散一些。”宋軼發現,在打工者二代看來,那些碎片的時間,就算都拿來賺錢也沒什麼用,房子還是買不起,城市的戶口仍舊得不到。還不如稍微娛樂一下。

  更何況,看的還是一部與自身處境有關的電影。

  在複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的熊易寒教授看來,隨遷子女的“全面城市化”趨勢,正在成為一個不可忽視、不可逆轉的事實。他們不僅是“流二代”,而且是“城市新生代”。

  據國家統計局2017年發布的《2016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6年我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8億。1980年及以後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正在逐漸成為農民工群體的主流,佔全國農民工總量的49.7%。比起上一代,這些年輕人很少會選擇建築或製造行業。

  “他們更喜歡做小生意,或者選擇服務業,還有些會去做社會工作者。比起有城市戶籍的同齡人,打工者二代的社會經濟地位會低一點,但雙方的價值觀差距很小。而這些打工者二代的孩子,新出生的打工者第三代,看著完全就是城裡孩子了。”熊易寒對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說。

  他們不再屬於農村,很多人沒下過田,叫不出地裡農作物的名字,更不打算在若干年後回到農村。有的甚至記不住老家所在鄉鎮的名稱。他們的雙腳,更習慣踩在水泥地上,而不是泥土中。

  可熊易寒也不得不承認,至少到目前為止,“他們所認同的城市還沒有正式接納他們”。儘管這些打工者二代,已經在城市裡定居,在官方的定義裡,他們依然是流動人口。

  他們的戶籍仍然在鄉下老家,如同一條看不見的線,無論相隔百裡千裡,仍然遠遠系在他們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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