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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代打工妹的深圳記憶

2018-11-06 07:29:21 中工網-《工人日報》

  江惠群手裡拿的照片,是她和當年打工妹的合影。

  江惠群保存的深圳市經濟特區暫住證。

  張媚媚的家書。

  勞務工博物館內陳列的筆記本,留存著務工者當年的“心靈雞湯”和火車票。

  當年的女職工宿舍,如今已是勞務工博物館的一部分,門上貼著當時走紅的女明星海報。

  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改革開放40年,波瀾壯闊,風雲激蕩。有一個特殊的群體,用他們的青春和汗水改變了自己和家人的命運,推動了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他們的歡笑和淚水,牽動著無數個家庭的悲歡離合;他們的付出和堅韌,匯成中國改革開放的一曲時代壯歌。

  他們,就是千千萬萬個流動外出的務工者。

  今天,站在改革開放40年的節點,讓我們銘記這些共和國歷史上默默無聞的勞動者。

  江惠群和張媚媚,是千千萬萬個打工妹的縮影。本文講述她們的樸素人生,以此致敬那一段艱辛而燦爛的歲月,致敬那個偉大的時代。

  ——題記

  江惠群,生於1946年6月,老家廣東寶安縣石岩公社,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早的25名打工妹中的一個。

  張媚媚,生於1972年10月,老家廣西壯族自治區貴港市橋圩鎮南興村,中國千千萬萬70後打工妹中的一個。

  素不相識的兩個人,在深圳這座城市有了奇妙的交集——江惠群打工的舊址“石岩公社上屋大隊熱線圈廠”,如今是全國首家勞務工博物館的所在地;而張媚媚的77封家書和她用過的《新華字典》,則陳列在勞務工博物館中,每天和觀眾見面。

  江惠群和張媚媚兩代打工妹,參與了深圳這座城市的建設,見證了南方小漁村的傳奇和崛起。而她們也被這座城市以自己的方式雕刻進時光的記憶。

  1978年,江惠群進入新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上班,工資一年下來要比種田收入高三倍!

  江惠群從來沒想到自己會成為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批打工妹。今年72歲的她,小時候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吃飽穿暖。這個心愿,一直到現在她都念念不忘。

  在那個年代,江惠群家裡的成分被劃成了中農。江惠群的奶奶和媽媽常常被批鬥,那時她還是個10多歲的孩子,站在旁邊,心裡害怕,但不敢哭。

  1968年,江惠群嫁人了。從娘家到婆家,貧窮並沒有多大改觀。尤其是有了3個孩子,加上公公中風癱瘓後,江惠群一家的生活更是捉襟見肘。她自己在生產隊掙的工分,每年都不夠用。丈夫在供銷社上班,一個月有20多元收入。每次拿到錢,先去買鹽、醬油、毛巾等日用品,還要給公公買藥,最後一家人就成了“月光族”。

  這樣的日子持續到1978年。彼時,深圳下轄的寶安縣成立了“石岩公社上屋大隊熱線圈廠”,這是新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

  “三來一補”是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四種經濟合作方式的總稱。當時的寶安流傳著一首歌謠:“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裡只剩老和小。”

  不用再種田,要去上班了!上班的工資一年下來要比種田收入高三倍!這樣新鮮的經曆、這樣的好事,讓當地村民無不躍躍欲試。

  但要進廠工作並不容易,當時招25名女工,報名的就有七八十人。江惠群的丈夫在供銷社搞業務,牽線搭橋讓香港老闆在石岩公社上屋大隊投資建廠。因為“招商引資”有功,江惠群得以進廠上班。

  為能進廠上班高興壞了的江惠群並不知道,她上班的企業最終能落戶上屋大隊,並不是件容易的事。由於被“割資本主義尾巴”搞怕了,港商和寶安當地各部門整整談了半年時間,直到1978年12月18日才正式簽訂合作協議。

  那時的江惠群更不會想到,1978年12月18日,將是一個載入史冊的日子——中國人的生活,以此為分水嶺,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決定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並確定了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從此,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曆史時期。

  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批批的打工妹從全國各地蜂擁進入深圳。

  深圳這片熱土,以令人震驚的速度出現在世界面前。

  其實,深圳當時的條件是很艱苦的。江惠群和姐妹們上班的熱線圈廠,日常就是生產電吹風裡面的電熱線圈。她們坐在低矮的竹椅上,採用腳踏、手搖等手工進行操作,而設備都是香港那邊淘汰下來的舊機器。

  彼時,深圳對岸香港的生活,是江惠群無法想象的。她有個姑媽在香港,每次姑媽從香港回來,對江惠群和家人來說都是大日子。姑媽背回來的蛇皮袋裡,有吃的飯膠、有穿的衣服、有用的毛巾,還有許許多多深圳這邊沒有的東西。

  江惠群記得,最受歡迎的東西是飯膠,也就是蒸好的白米飯在香港那邊晒乾了帶過來,用熱水泡開了吃。對吃紅薯吃到想吐的江惠群來說,飯膠就是無上的美味。

  香港老闆來到深圳辦廠,江惠群和姐妹們“洗腳上田”,是新生活的開端。

  張媚媚像村裡年紀差不多的姑娘們一樣輟學了。在她的想象中,深圳到處是高樓大廈,姑娘們穿著時髦的裙子在大街上走來走去,而她自己也將很快成為其中的一員。

  在全國的打工妹紛紛湧向深圳的時候,張媚媚正在廣西貴港市南興村做著自己的少女夢。

  上世紀80年代,張媚媚在當地上完了小學和初中。那時的她,對自己的生活是滿意的——小學擔任班長,初中擔任團支書;家裡兄妹5人,她排行老二,家庭條件在村裡雖算不上多好,但填飽肚子是沒有問題的。彼時的張媚媚,在日記本裡寫下的全是勵志的“心靈雞湯”。

  初中畢業後,張媚媚沒有考上重點高中,這給全家出了個不大不小的難題——到普通高中繼續讀下去,考上大學的希望不大,最關鍵的是,張媚媚要繼續上學,她的三個妹妹裡就肯定有人上不成學了。

  幾乎沒怎麼猶豫,張媚媚像村裡年紀差不多的姑娘們一樣,輟學了。擺在她面前的是兩條路——等幾年嫁人,或者是外出打工供三個妹妹上學。

  彼時的熱土深圳,很快成了張媚媚的不二之選。在她的想象中,深圳到處是高樓大廈,姑娘們穿著時髦的裙子在大街上走來走去,而她自己也將很快成為其中的一員。

  1991年初,張媚媚進入深圳市石岩鎮上屋彩華花廠打工。讓她失望的是,石岩鎮跟她老家的縣城差不多,一條不寬的街道,總是塵土飛揚,也看不到幾幢高樓大廈。

  容不得仔細打量深圳這個地方,她很快就要為了生活打拚了。

  彩華花廠是一家做假花的工廠,機器將假花衝壓成型時,操作工要眼疾手快,稍微慢一點兒就可能燙到手。

  隨著張媚媚這樣的打工妹大量湧入,1989年3月,深圳各區、鎮成立了勞動管理站和外來辦,專門為外來工服務。隨後的1990年4月,深圳市頒布了《深圳經濟特區工傷保險暫行規定》,為外來務工人員提供更多保障。

  在上屋彩華花廠工作幾個月後,張媚媚跳槽到石岩鎮友聯明輝塑膠廠。像那時所有的打工妹一樣,跳槽不過是從這個工廠到那個工廠,薪水可能會略有不同,但生活不會發生本質的變化。

  進入友聯明輝塑膠廠後,張媚媚和她的女工工友住在工廠提供的集體宿舍裡。宿舍由一間大教室改建而成,20個女工住在裡面,張媚媚幾乎沒有自己獨立的空間。

  頗有阿Q精神的張媚媚,表面上看起來對什麼都不在乎,但骨子裡還是有些苦悶,她想念父母、想念家人、想念老家的同學和老師。於是,給家裡攢錢、給老家的人寫信,就成了她的兩大愛好。

  江惠群的家裡,至今都保留著在京鵬賓館工作時獲得的獎狀——一張先進工作者的獎勵證書。

  當張媚媚在石岩鎮落下腳的時候,江惠群早就離開了石岩鎮上屋大隊熱線圈廠,同樣在為自己和一家人的生活奔波。

  因為丈夫工作調動的原因,江惠群先後進入深圳市迎賓館和京鵬賓館打工。

  在深圳市迎賓館工作時,江惠群乾的是保潔,這份工作遠沒有在上屋大隊熱線圈廠上班時讓江惠群開心。對農村出生的江惠群來說,保潔的活兒不重,但是累心。

  深圳颱風天多,颱風一來,樹葉、樹枝颳得滿地都是,江惠群掃了前面顧不上後面。有一次賓館要迎接重要的客人,恰好趕上颱風天,江惠群被值班經理“逮”了個正著:“你是怎麼乾的?地上有那麼多落花和樹葉,你是躲在一邊偷懶嗎?”

  幹活從來不惜力的江惠群委屈得哭了,怕客人看見了影響不好,藏起來流一會兒眼淚後,江惠群就又出來掃地了。

  有過打工受委屈的經曆,江惠群在京鵬賓館當領班時,特別能理解外來打工妹的處境,自己能多承擔一些的,就盡量多承擔一些。

  賓館要拿去清洗的髒床單,年輕的姐妹頂多能抱20多張,但江惠群一口氣能抱起50張——這麼多的床單摞在一起,高過了她的頭頂,她卻能一口氣上下好幾層樓。

  當時的京鵬賓館從廣東惠州博羅縣招了一批女孩當服務員。不少女孩年紀小,從沒出過遠門,初來乍到會想家想得直哭。江惠群就當上了她們的“知心大姐”,勸她們:“每個人都要出來工作,你們這樣有活幹,有地方住,已經很好了。”

  江惠群在給這群女孩排班時,也會盡量照顧那些家在外地的女孩,讓她們能有時間回去探親。

  江惠群的家裡,至今都保留著在京鵬賓館工作時獲得的獎狀——一張先進工作者的獎勵證書。

  “給勞動者以尊嚴”——深圳一直在努力給務工人員一種歸屬感。1996年9月,深圳寶安區舉辦首屆“十大傑出青年”和“十佳外來青工”評選活動,此後每年舉行一次。2001年起,深圳舉辦“優秀外地來深建設者”和“外地來深建設者之家”評選活動,每兩年舉行一次。

  知道外出打工有多不容易,江惠群至今都保持著對打工者深切的同理心。

  前不久,江惠群在自家小區碰到一個剛到深圳來找工作的外地小夥,年輕人將背包墊在頭下,在路邊的石凳上睡著了。江惠群叫醒年輕人,告訴他附近有個圖書館,裡面有空調,可以暫時到裡面歇歇腳;小區外有個小吃店在招工,他可以先去試試。

  “這些孩子離鄉背井,不容易。”江惠群說,深圳應該善待這些外來打工的人,城市建設上應該為他們提供更多的便利。

  上世紀90年代77封珍貴的信,如今陳列在深圳勞務工博物館裡,既是張媚媚寶貴的記憶,也是那一段曆史的見證。

  1993年,因為要帶孫子,江惠群結束了自己的打工生涯。在此之前,她專門去香港旅遊了一次。

  能去這個小時候就聽說過的地方,江惠群覺得“美夢成真”了。

  香港真好啊!樓房那麼高——雖然深圳也在蓋高樓了,但沒有香港的高,也沒有香港的多!香港的衣服也時髦漂亮——姑媽早些年也偷偷帶過來一些,但沒有去香港看到的那些衣服好看!

  帶著一種前所未有的滿足感回到深圳,江惠群開始了她的退休生涯。

  而彼時的張媚媚,打工生涯才剛剛開始。從與父親、哥哥、同學、老師的一封封通信中,她才知道,在深圳打拚的自己,居然成了老家人心中的“榜樣”。

  父親給她寫信,說起家中生活的艱難和對她的挂念:

  “媚媚:你好。來信及匯回的2000元人民幣均已收到,請勿念!市場物價,豬肉比上次給你寫信時又貴了,每斤7.00元,雞每斤8.00元~8.50元……秋末冬臨,天氣變化大,望保重身體,注意穿著及飲食衛生。”

  她的老師給她寫信,對她不遺餘力地誇獎:

  “知道你很出色,能在深圳大展宏圖,為祖國的現代化建設貢獻力量,為師的真覺得榮幸。像你這樣的學生,算來不是很多,相信你會更加珍惜自己的機會,不斷地前進,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

  她的同學給她寫信,述說生活中的煩惱:

  “在深圳容易找到工作做嗎?我現在承包了一個門市部,生意很難做……我有個三姐,在印刷廠工作,目前沒有事做,我想請你幫個忙,看看哪家工廠還要人,如果有的話,我們兩個人過去……”

  她的朋友給她寫信,抱怨社會變化帶來的困擾:

  “媚媚,你是個幸運兒,而我卻是生不逢時的苦命人,早幾年我就想上廣東了,可是身不由己。現在孩子都大了,我也30歲了,是不是很難找到工作了呢?目前只有下海才是唯一的出路……”

  上世紀90年代77封珍貴的書信,如今陳列在深圳勞務工博物館裡,既是張媚媚寶貴的記憶,也是那一段曆史的見證。

  在那段曆史中,深圳是打工者的朝聖之地。無數來到這裡或試圖來到這裡的人,都認為這片土地藏著他們的未來和夢想。

  那時的中國,已經意識到了這支強大的隊伍將成為中國經濟建設的中堅力量。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明確提出,“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7年底,這支農民工隊伍已經壯大到2.87億人。

  讓張媚媚沒想到的是,做義工給她帶來了始料未及的榮譽——2005年,她榮獲“寶安區2002~2004年度先進勞務工”光榮稱號,由此有了落戶深圳的機會。她還在深圳買了房,完成了外人眼中華麗的“逆襲”。

  至今提起來,張媚媚還是很感喟:當年在住著幾十人的宿舍裡寫信時,怎麼就成了老家人眼中豔羨的對象呢?

  “其實就是省,我們那個年代的打工妹,能給家裡寄錢,都是省出來的。不像現在出來工作的女孩子,發了工資就先給自己花。那時候我們除了給自己買一兩件衣服,都不怎麼花錢的,所有省下來的錢都寄給家裡了。”

  在外面雖然過得苦,但張媚媚還是喜歡那段日子。

  站穩腳跟後,幫襯家裡、幫助家鄉的小姐妹在深圳找工作,張媚媚從學生時代開始就樂於助人的勁頭又回來了。而且,在深圳,張媚媚很快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當義工。

  2000年,南方一場大雨讓廣東很多地方遭受嚴重水災,深圳市也掀起了募捐救災的熱潮。張媚媚上街買東西時看到有人在搞募捐活動,了解到這些募捐人員也是和她一樣的外來打工者,有一個統一的稱呼叫“義工”。

  上完夜班,張媚媚也不睡覺,就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出去做義工。他們配合政府部門做宣傳、衛生宣導、文明勸導,去養老院獻愛心……

  讓張媚媚沒想到的是,做義工給她帶來了始料未及的榮譽——2005年,她榮獲“寶安區2002~2004年度先進勞務工”光榮稱號。

  張媚媚組織了一支由100多名同事、朋友組成的義工服務隊,積极參加石岩街道開展的各種義工活動。

  更大的好事還在後頭。獲得“先進勞務工”這個稱號後,張媚媚有了落戶深圳的機會。2007年,她將戶口從廣西貴港遷到了深圳。

  隨後,張媚媚用多年的積蓄按揭貸款在深圳買了房。

  一個初中畢業的女孩,用自己的努力落戶深圳,還在深圳買了房,完成了外人眼中華麗的“逆襲”。

  消息傳回老家,張媚媚更是成了親戚朋友眼中的傳奇和榜樣。

  在一步步融入城市的同時,農民工群體開始站上中國的政治舞台。

  2008年3月,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首次出現了農民工代表的身影——他們分別是來自重慶的康厚明、上海的朱雪芹和廣東的胡曉燕。

  2008年,勞務工博物館開館時,專門邀請當年的25位打工妹回到石岩公社上屋大隊熱線圈廠的原址做客,但最終只到了19位。江惠群珍藏多年的一本《深圳市經濟特區暫住證》,如今成了“文物”。張媚媚覺得,“農民工”這個稱謂,在未來的某一天,或許也會成為博物館裡的“文物”。

  雖然拿到了戶口,成了“新深圳人”,但張媚媚在深圳的生活,並沒有變得更容易。

  張媚媚和很多打工妹一樣,見證了深圳經濟的轉型升級,也見證了自己所在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從小到大、又從大到小的過程。

  2013年,張媚媚所在的企業裁員,她和另外一名同事只有一人能留下來。“她家上有老下有小的,比我要困難得多,所以我主動辭職了。”

  之後,她到龍華區找到了新工作。有空的時候,她會回到寶安以前上班的地方看一看。路過自己當年找了好久才捐出去字典和信件的那座勞務工博物館,她也會進去看一看。

  “恍如隔世”——坐在博物館裡以前打工妹們住的床上,撫摩著那個年代的明星海報,張媚媚會想起自己坐在宿舍裡寫信的日子。“變化真的太大了。現在還有誰寫信呢?出門打工的女孩子,一人抱著一個手機。她們沒有我們那個年代的經曆。”

  回不去的不光是張媚媚這樣的外來妹,生於斯長於斯的江惠群,也“回不去”了。

  2008年,勞務工博物館開館時,專門邀請當年的25位打工妹回到石岩公社上屋大隊熱線圈廠的原址做客,但經過半年時間的聯繫和籌備,最終只到了19位,剩下的有的在香港,有的在國外。

  而石岩公社,一天一個樣兒。江惠群很久沒回去了,偶爾回去,也辨不出原來的樣子。

  江惠群感歎著深圳這40年的變化,對自己先苦後甜的人生,感到無比滿足。

  曆史的車輪滾滾向前。

  正如2008年8月,《深圳市居住證暫行辦法》取代施行了24年的《深圳經濟特區暫住人員戶口管理條例》,暫住證隨之被居住證取代。而江惠群珍藏多年的一本《深圳市經濟特區暫住證》,如今成了“文物”。

  張媚媚覺得,“農民工”這個稱謂,在未來的某一天,或許也會成為博物館裡的“文物”。(記者 賀少成 劉友婷 吳凡 文/圖)

編輯:盧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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