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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理論

工運前沿

完善協商機制更好促進勞動關係穩定

吳紅列
2020-07-27 07:24:04  來源:中工網-工人日報

  充分發揮協商機製作用,穩定勞動關係,使企業與職工能夠更好地同舟共濟、共克時艱,是實現“六穩”“六保”的關鍵所在。要建立健全三方協商機制體系;深化落實集體協商集體合同制度;創新完善行業和區域性集體協商制度,有效推動勞動關係協商機制的建設和發展。

  在疫情防控取得階段性勝利的當下,積極推進複工複產、推動社會經濟發展成為我國目前的首要任務。如何充分發揮協商機製作用,穩定勞動關係,使企業與職工能夠更好地同舟共濟、共克時艱,是實現“六穩”“六保”的關鍵所在。

  從2000年《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法》頒行開始,經過多年的實踐,我國勞動關係協商機制不斷完善發展,已經形成三方協商機制、集體協商集體合同、行業和區域性集體協商等基本制度框架,成為構建和諧勞動關係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徑。在疫情特殊時期,勞動關係協商機製成為應對危機衝擊最為有效的措施之一,突出表現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個方面。

  自上而下指的是,在各級政府和工會組織應對疫情的政策制定中,凸顯了勞動關係協商機制的重要作用。如在人社部、全國總工會、企聯、工商聯三方四家聯合下發的《關於做好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間穩定勞動關係支援企業複工複產的意見》中,不僅強調了三方協商機制和集體協商在化解特殊時期勞動關係矛盾中的主導作用,而且鼓勵企業和職工雙方通過協商來應對疫情期間工資支付、調整薪酬、輪崗輪休、縮短工時等勞動關係新情況和新變化。

  自下而上指的是,在各級政府和工會組織主導和推動下,企業和職工開始主動參與到集體協商中,充分發表意見,進行協商談判,且協商的方式與內容均有重大突破創新。如浙江省多個市縣工會在疫情期間積極開展線上集體協商,運用互聯網形成“產生代表、發出要約、協商準備、正式協商和審議簽訂”的規範化流程,並通過大數據完成職工參與度、知曉度和滿意度評價,有效推動了勞動關係雙方合力一處、共渡難關。這些做法將能夠有效促進未來集體協商制度的發展。

  但從目前實際來看,協商機制促進勞動關係穩定發展的核心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有效的發揮。主要體現在,一是勞動關係三方協商機制建設相對薄弱,許多地方的“三方四家”主體(政府、工會、企聯或企業家協會、工商聯)難以落實。特別是鄉鎮一級,三方主體及其責任不明確甚至缺失,使得三方協商機制無法有效開展。二是集體協商集體合同制度有待深化。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的簽訂率,遠遠落後於單個勞動合同的簽訂率。同時,相當一部分地區沒有建立集體協商相關的績效評價機制。三是行業和區域性集體協商有待提高。我們在調研中發現,疫情衝擊最大的是中小微企業,而目前,通過行業集體合同和區域集體合同所覆蓋的企業不足三分之一。如何引導和推進這些企業的和諧勞動關係建設,也是急需解決的問題。

  因此,更為有效地推動勞動關係協商機制的建設和發展,使其在抗疫情、促生產中充分發揮作用,需要結合實際,分層分類建設,做好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建立健全三方協商機制體系。我國三方協商機制發展相對緩慢,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們對於三方協商機制的理解不足,即認為三方協商機制只是國家層面的協商機制。而事實上,我國的立法和實踐早已對此概念有所突破。《工會法》第三十四條規定:各級人民政府勞動行政部門應當會同同級工會和企業方面代表,建立勞動關係三方協商機制,共同研究解決勞動關係方面的重大問題。其明確表明了三方協商機制運作是多層面的,既可在國家層面,也可在地方和產業層面,甚至在企業內部進行。而實踐中,政府主導、工會推動、企業協同的三方協商機制也已經延伸到鄉鎮一級。

  因此,在抗疫複產的特殊時期,要加大落實和發揮三方協商機制的宏觀指導和決策作用,一方面,應結合各地區勞動關係實際,在鄉鎮一級建立和開展由政府主導的基層三方協商機制,並積極推動三方協商機制向街道、園區和社區延伸。“三方四家”主體必須到位,制定穩定的工作機制,真正做到勞資政三方能夠緊密合作、定期溝通。另一方面,除定期對本地區帶有全局性、傾向性的重大勞動關係問題開展協商,及時參與調處重大集體勞動爭議等工作內容外,還應當結合特殊時期的特殊情況,拓展三方協商機制的宏觀指導和共決職能,適時適地就勞動報酬、勞動保護、勞動標準、工作時間、保險福利等內容進行溝通和指導。

  二是深化落實集體協商集體合同制度。各級職能部門應當把集體合同的監督管理作為勞動合同管理的一項重要內容。集體合同的監管不能只關注簽訂率,更要注重實際作用的發揮。應充分運用互聯網、大數據等新技術,通過多種途徑積極推動建立和完善集體協商集體合同相關的績效評價機制,把集體合同的履約情況,企業職工的參與度、知曉度和滿意度納入評價和考核機制。

  三是創新完善行業和區域性集體協商制度。積極推進行業和區域集體協商,通過行業或區域來進行集中引領,擴大集體協商覆蓋面。首先,要以協調集體勞動關係為核心,以工資集體協商為主要載體,發揮行業性集體協商在構建和諧勞動關係中的作用,通過行業工會組織建設、集體協商指導員隊伍建設等措施,深化行業集體協商機制,推動基層的經濟樣態和產業集聚,使之在維護職工權益、調處集體勞動關係的具體實踐中發揮更大作用。其次,應依託區域行政拓展和創新三方協商機制,結合當地實際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導、工會推動的基層三方協商機制,把基層三方協商機制與區域性集體協商相結合,加大集體協商的覆蓋面和工作成效。如寧波北侖青峙化工園區結合社區推出的“區域協商議事會”,義烏廿三裡工業集聚區依託街道建立的“企業工會主席聯席會議”等工作機制,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三方協商機制,成為該區域勞動關係矛盾化解的主要平台,有效保障了抗疫複產期間勞動關係的和諧穩定。

  (作者為浙大城市學院法學院教授,浙江省法學會勞動法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

編輯:遲語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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