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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理論

專家學者

疫情讓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更加緊密

2020-08-26 11:18:08  來源:光明日報

  1 東方文化特質在成功抗疫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虞群: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中泰兩國均迅速出台了一系列嚴格防疫措施,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取得顯著成果。截止到今天(編者註:對話當日),泰國已經連續60天無新冠肺炎本土感染病例,而中國也有324個城市實現現有確診“清零”。最新數據顯示,全球累計確診新冠肺炎病例已經超過2300萬例,有75個國家確診病例過萬。中泰兩國取得抗疫成果既是因為兩國政府舉措及時有力,也要感謝兩國醫務人員的無私奉獻和民眾的密切配合。尼提教授是泰國頂尖醫學專家,前不久被巴育總理任命為總理抗擊疫情特別顧問,您能否介紹一下泰國成功抗疫的經驗?

  尼提·瑪哈暖  泰國總理抗疫特別顧問,朱拉蓬公主醫學院秘書長、教授。

  頌邦·沙宛邦  泰國前駐外大使,泰國蘭實大學外交與國際事務學院院長。

  虞群  中國東南亞研究會理事,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軍事外交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朱鋒  南京大學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教授,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尼提·瑪哈暖:如果總結泰國成功抗疫的經驗,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全國上下高度重視。此次疫情對於世界而言,是一次“突襲”,大家毫無準備,只能倉促應戰。早在二三月份,當時疫情主要集中在中國,西方國家大多沒有給予足夠重視,甚至有些輕視,認為隨著氣溫升高病毒會自行消失。儘管泰國醫學界知名專家大多畢業於西方,學習的是西方醫學理論,但是這次我們沒有墨守成規、盲從西方理論,而是審時度勢,從3月份開始就採取多種措施開展防疫,包括啟動“國家緊急狀態”。而且,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只要發現疑似病例,我們一定要求住院治療。二是醫務團隊傾情付出。近年來,泰國醫療服務逐步獲得全球認可,醫療水平居於世界前列。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醫療團隊通過不斷摸索,總結出一套被證明行之有效的治療方法,幫助多名病患轉危為安。而且,我們還編撰了新冠肺炎醫療手冊,發放給全國醫護人員,儘可能做到治療過程“標準化作業”。三是公共衛生志願者體系完善。泰國擁有遍布城鄉的公共衛生志願者網路,他們深入鄉村社區開展防疫宣傳,協助政府部門對疑似病患進行排查和隔離,以至於有多位志願者在抗疫過程中獻出了寶貴生命。他們卓有成效的努力極大地促進了國家總體防控工作。

  除了上述三點之外,我想著重強調的是,不僅中國和泰國,處於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其他國家,比如日本、韓國、越南、柬埔寨、寮國等國,在疫情防控中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我們所共同擁有的東方文化特質在成功抗疫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我們推崇集體主義,而非利己主義,可以為了國家而犧牲自我,這從中泰兩國民眾在“封城”之後的表現便可看出,大家非常遵守紀律,不輕易出門,即便外出也一定會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離。這與西方一些重災區國家民眾的做法形成了鮮明對比。

  頌邦·沙宛邦:我非常認同尼提教授的觀點,尤其是最後一點。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內,西方價值觀在全球盛行,他們強調個人主義,奉行自由至上。個人主義曾經在西方文明發展史上發揮過積極作用,但是當國家和民眾面對危機之時,個人主義的弊端便顯露無遺。他們崇尚絕對自由,明確反對政府干涉個人利益需要,即使這種幹涉的目的是維護包括他們在內的全體國民的利益。相較之下,東亞諸國,無論是像泰國這樣的佛教國家,還是以儒家思想為價值觀基礎的中國,其國民在危機下的表現更值得肯定。我在新聞報道中看到中國大批醫護人員在疫情最為關鍵的時刻奔赴武漢,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非常令人感動。泰國也是如此。疫情令很多民眾失去經濟來源,溫飽都成問題。許多社會機構和愛心人士紛紛慷慨解囊,舉行募捐,為窮苦民眾提供膳食。當疫情暴發後,我所供職的蘭實大學校方組織員工募捐,自發募捐者不可勝數,校方將善款用於開設“救濟所”,免費向民眾分發便當,每天有數千人排隊領取。還有很多此前沿街化緣接受民眾布施的僧侶,這次卻拿出飯食、細碎零錢分發給曾經施捨他們的民眾。正是東亞諸國民眾守望相助、休戚與共的情懷,以及舍我為人的集體主義精神,或者說東方文化特質,幫助大家堅定信心,共渡難關。

  虞群:中國傳統文化核心為儒家文化,具有“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家國情懷,提倡“仁民愛物”“推己及人”。作為熔鑄泰國人民風骨的佛教文化,提倡救人濟世、慈悲為懷、眾生平等。所以中泰兩國政府視人民生命安全高於一切,與西方個別國家政府漠視人民生命、放任疫情肆虐的表現有著天壤之別。而儒家思想中的“克己複禮”“捨生取義”,佛教思想中的“慈航普度”,超越了狹隘的私利。這次抗疫中,中泰兩國人民接受並遵守了對隱私和自由的限制,醫護人員置生死於度外,做疫情中的“逆行者”,都體現了這些東方文化要義。

  朱鋒:從3月初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等地出現暴發高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剛剛開始面臨新冠肺炎疫情時,其對疫情的嚴峻態勢缺乏清醒的認識,甚至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就像2003年的非典一樣,可能是亞洲人才會得的。例如,疫情在英國出現後,英國政府在前3周一直在猶豫究竟是實施放任自流的“群體免疫”,還是實施嚴格的隔離、甚至封城政策。美國政府更自以為是地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大號流感”,美國人“抗一抗”就能抗過去了。美國和巴西的空中客流一直到5月末才受到限制,美國和墨西哥、美國和加拿大的邊境到4月中旬才開始封閉。疫情暴發到現在,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不僅是一場公共健康和人道主義危機,更是一場政治和科學、個人行為選擇和科學之間的對決。

  截至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死亡病例最多的是美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政府基於政治和經濟利益的考慮,缺乏像中國和泰國等亞洲國家那樣的抗疫決心,對於科學家們的抗疫建議總是無法嚴格執行,甚至部分封城和隔離之後,為了政情又急於開放和鬆緩。而一些民眾在個人行為上的頑固“個人主義”偏好,缺乏亞洲文化中強烈的集體主義和社會價值至上的個人內斂,也使得戴口罩、減少社會性聚集、自覺接受政府的抗疫指令等方面,常常大打折扣。這次抗疫,中國和泰國的政情和民情,清晰地向世界展示了抗疫鬥爭中“政治與科學之間”應該建立的合理關係。這也是中泰兩國都能取得階段性抗疫成果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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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遲語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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