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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理論

專家學者

竭忠盡智 執著探索

——紀念張聞天同志誕辰120周年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2020-08-30 08:07:17  來源:人民日報

  今年8月30日,是張聞天同志誕辰120周年。張聞天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畢生探索真理,胸懷坦蕩,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堅持不懈,忘我奮鬥。

  一、中國共產黨曆史上一個相當長時期的重要領導人

  張聞天同志1900年生於江蘇省南匯縣(今屬上海浦東新區)一個農民家庭。青年時代,他目睹中國內憂外患,積極投身時代大潮,探索救國救民之路,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熱情戰士。他發表《社會問題》一文,介紹了《共產黨宣言》部分內容,開始嘗試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考察中國社會問題,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者之一。此後,他加入少年中國學會,東渡日本留學,赴美勤工儉學,回國後任中華書局編輯。從1919至1925年,張聞天同志致力於文學革命,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鬥爭,創作和翻譯了大量新詩、散文、小說、戲劇、評論等作品,被譽為“少年文學家”,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代革命文學家中的一員。同時期,他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學說和研究中國社會,對各種思潮加以比較鑒別,逐步成長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1925年他在五卅運動中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被派往蘇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了深入學習和研究。

  1931年初,張聞天同志從蘇聯回國,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任中央黨報委員會書記,同年9月任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在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的領導機關佔據統治地位的情況下,張聞天同志作為中央領導成員,對“左”傾教條主義的推行和宣傳(主要是對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影響)負有相應的責任。但同時,他從對左翼文化運動的指導中,逐步認識到“左”的嚴重危害並開始糾“左”的嘗試。1932年10月,他在《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一文中,強調要反對左翼文化運動中的“左”傾關門主義,團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文學家,建立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1933年初,張聞天同志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1934年1月,在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他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主席。長征途中,他深刻認識到只有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才能指引中國革命轉危為安,毅然與“左”傾錯誤路線決裂。遵義會議上,他按照會前與毛澤東同志、王稼祥同志共同商量的意見,作了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亦稱“反報告”),並受委託起草會議決議,為確立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實現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偉大歷史轉折,作出了重要貢獻。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如果沒有洛甫(即張聞天)、王稼祥兩個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後不久,中央常委分工推舉張聞天同志代替博古同志在黨內負總責。從這時一直到1938年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召開,黨中央日常工作由張聞天同志主持。他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則,維護真理,抵制謬誤,堅決實行毛澤東同志主導制定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積極開展同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陰謀的鬥爭,為實現黨中央的團結和實行有效的集體領導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長征勝利後,張聞天同志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付出了艱辛努力,為實現黨從土地革命戰爭到全民族抗日戰爭這一曆史性的偉大戰略轉變,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主持召開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並起草決議。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會後毛澤東同志《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系統闡述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方針,使黨在新的曆史時期將要到來時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後,張聞天同志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創中國革命和抗日新局面,貢獻了智慧和力量。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後,他於1937年8月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洛川會議),贊同毛澤東同志闡述的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在敵後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等重要思想,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標誌著黨的全面抗戰路線的正式形成。隨後配合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內部對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進行抵制和鬥爭。張聞天同志還始終關注黨的文化統一戰線的建立,主持制定、起草了許多有關文化運動重要方針政策的檔案,與毛澤東同志一起,為黨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創新作出了重大貢獻。

  二、理論研究、宣傳和幹部教育工作中成績卓著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後,張聞天同志實際離開了黨內“負總責”的崗位,主要負責理論研究、宣傳和幹部教育工作,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幹部教育部部長和兩部合并後的宣傳教育部部長、《解放》周刊主編、《共產黨人》編輯、馬列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

  在主編《解放》周刊和《共產黨人》期間,張聞天同志撰寫大量文章,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和抗戰必勝前途,鼓舞全國人民堅持抗戰的鬥志,批判黨記憶體在的“左”的或右的錯誤傾向。他寫的《論青年的修養》《論待人接物問題》等文章,在黨員和青年中產生廣泛影響。為開展國際宣傳,他於1941年在延安創辦了用英、俄、法三種文字印發的刊物《中國通訊》;1944年主編黨內《參考資料》,比較系統地調查研究國內外重大問題。

  在全民族抗日戰爭的新形勢下,培養幹部成為黨的一項緊迫任務。張聞天同志認為:“在統一戰線中更要提高馬列共產主義教育,特別加強黨校工作,培養能夠深入群眾的幹部,能夠應付統一戰線局面的幹部,使幹部適應於新的條件”。1938年,他在延安領導籌辦了馬列學院(後改組為馬列研究院、中央研究院)併兼任院長,堅持理論與實際一致的辦學方針,重視黨的方針政策和重大現實與理論問題的學習與研究。他親自領導制訂實施學院教學計劃,多次約請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雲等中央負責同志和從前方回來的地方、軍隊領導作報告,為黨培養了大批治黨治軍人才和理論骨幹。同時,張聞天同志主持編譯出版了《馬恩叢書》(10冊)和《列寧選集》(20卷),擴大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廣大幹部提供了學習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理論的精神食糧。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張聞天同志以嚴肅的自我批評精神解剖自己,懇切表示:“過去沒有做實際工作,缺乏實際經驗,現在要補課”,主動要求到基層做調查研究工作。1942年1月,他率領調查團赴陝北和晉西北農村進行了長達一年零三個月的實地調查,撰寫了大量調查報告。這些調查報告,既是抗戰時期中國農村實地考察的寶貴記錄,也是我黨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發展史上的重要文獻。他還根據調查研究的體會寫作《出發歸來記》,深刻認識到:任何共產黨員,“只要他一旦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他就會硬化起來,走進老布爾什維克的博物館,做曆史的陳列品”,而“調查研究是從實際出發的中心一環”。這表明張聞天同志完全接受了毛澤東同志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標誌著他在思想上、理論上的成熟。在1945年黨的七大上,張聞天同志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

  抗戰勝利後,張聞天同志主動要求到東北地區做地方工作,曆任省委書記、東北局常委兼組織部長、東北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在建立根據地、發動群眾、肅清土匪、土地改革等方面均有突出建樹。他為東北局起草的《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明確提出東北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六種成分(後經中央修改為五種)及黨對其不同的方針,是我們黨最早全面論述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結構的文獻,其基本思想被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所吸收。此後,張聞天同志一直堅持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理論,對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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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遲語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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