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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理論

專家學者

中國經濟有韌性有底氣有後勁

——專訪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

張樹軍
2020-09-17 10:24:54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儘管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依然存在,但我國的政策空間比較充足,經濟增長空間依然廣闊,只要繼續堅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按照新發展理念,以國內迴圈為主,同時推動國際國內雙迴圈相互促進,依靠科技、人才兩個關鍵要素,發揮好我們的制度優勢,在“十四五”規劃期間實現穩步增長是沒有問題的。

  把有利於經濟增長的條件挖掘出來,集中力量做好我們自己的事,可以逆勢增長

  記者:今年是“十三五”收官和“十四五”啟動的關鍵之年,面對外部層出不窮的種種不確定性,中國經濟如何迎難而上、穩中求進?

  林毅夫: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成績單”得來不易,新冠疫情對全球各國經濟都造成了巨大衝擊。我國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同比下降6.8%,到了二季度,由負轉正取得了3.2%的增長。

  但是,我們要看到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依然存在。新冠疫情在全球範圍內持續暴發以及反覆,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今年美國經濟增長可能負8.0%、歐元區負10.2%,全球經濟負4.9%,都會給經濟增長帶來負面影響。此外,美國等國家的貿易政策以及對中國相關產業的惡意打壓,也會給經濟發展帶來不確定性。“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只要保持定力,繼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把有利於經濟增長的條件挖掘出來,集中力量做好我們自己的事,還是可以逆勢增長。

  首先,積極的財政政策能利用的空間比較充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加起來的負債,所佔GDP的比重也不到60%,而發達國家普遍超過100%,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普遍超過100%。從貨幣政策來看,其他國家已經零利率、負利率,而我們的利率還是正的,準備金率也比較高。貨幣政策利用的空間也很充分。同時,我們的減稅降費、金融支援等一系列舉措也在有效落地。

  更重要的是,中國增長空間依然廣闊,特別是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空間很大。在智能製造、5G、人工智慧等方面,我們和發達國家在同一起跑線上。中國有很大的國內市場,在技術創新上取得突破後,規模經濟就能夠顯現出來。總體來講,只要看清楚我們有利的因素,繼續堅持改革開放,我相信,不管外部環境如何風雨飄搖,中國還是能夠乘風破浪前進。

  代表我國的產業和技術的總體水平還處於追趕階段,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上仍有“後來者優勢”

  記者:“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之後,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如何看待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新挑戰?

  林毅夫:從國內來講,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十四五”規劃這五年裡,收入水平應該會進一步提高,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盼會有新的體現。同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我們的創新能力還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農業基礎還不穩固,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生態環保任重道遠,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會治理還有弱項。只有進一步加強這些方面建設,才能為建設現代化強國打好基礎。

  從國際環境來看,當今世界正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冠疫情的發生,也加速催化了這個不確定性。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是第一大經濟體。在2000年之前,七國集團的經濟總量佔全世界超過三分之二,現在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分量則越來越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中國率先恢複快速增長,每年為世界增長貢獻30%左右。並且,從1978年到2019年,我國取得了平均每年9.4%的高增長。我國現在的人均GDP剛超過1萬美元,和美國6.2萬美元,歐洲、日本、韓國等發達國家4萬多美元比,還有不少差距,代表我國的產業和技術的總體水平還處於追趕階段,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上仍有“後來者優勢”。

  從目前的發展階段來看,中國擁有“後來者”和“換道超車”雙優勢,“十四五”規劃期間實現穩定增長沒有問題

  記者:您認為中國經濟怎樣才能實現高質量發展?

  林毅夫:要實現高質量發展,一方面必須知道我們有多大的發展潛力;另一方面,在這樣的發展潛力下,我們怎樣針對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按照新的理念來實現高質量發展。

  從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來看,擁有“後來者”和“換道超車”雙優勢,到2030年之前,中國仍有年均8%左右的增長潛力。增長潛力是從供給側角度來說,潛力能夠發揮多少決定於需求側,在外部需求很可能長期處於疲軟的情況下,我國需要把握好國內需求。中國是一個14億人口的大市場,可用的政策手段也很多。我們只要繼續堅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按照新發展理念,以國內迴圈為主,同時推動國際國內雙迴圈相互促進,依靠科技、人才兩個關鍵要素,發揮好我們的制度優勢,在“十四五”規劃期間實現穩步增長是沒有問題的。我們的經濟有韌性,對未來發展有底氣,有望實現5%-6%的年均增長。到2025年,我們可以跨過人均收入超過12736美元的門檻成為高收入國家;到2030年左右,按照市場匯率計算,我們的經濟總量也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

  從“後來者”和“換道超車”雙優勢的角度來看,我們在2030-2040年間還有6%的年均增長潛力,利用好我國制度等各項優勢,有望實現年均4%-5%的增長;2040-2050年間有5%的年均增長潛力,有望實現年均3%-4%的增長。

  時代需要有效指導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經濟學原理,經濟理論工作者大有可為

  記者:新時代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亟須完整系統的經濟學理論。那麼,我國經濟社會領域理論工作者應如何努力?

  林毅夫:近年來,經濟學界圍繞高質量發展發表了大量研究成果,但還遠不能滿足高質量發展實踐的需要,主要表現為缺乏指導發展中國家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完整系統的經濟學理論。

  雖然任何經濟現象都可以用許多不同的理論來解釋,但只有能夠幫助人們改造好世界的理論,才是真正幫助人們認識世界的理論。用“西天取經”得到的現代主流經濟學理論,對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的現象和問題似乎都可以分析得頭頭是道,但事實上還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按照發達國家的理論去制定政策而獲得成功的。

  為什麼在發展中國家根據主流理論來做政策不成功,成功的政策從主流理論來看是錯誤的?主要的原因是,從亞當·斯密以來,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首先在英國,後來轉移到美國,這些世界經濟學研究中心的主流理論都是研究當時英國或是二戰以後的美國的經濟現象,從那些現象中總結出一個具有簡單的因果邏輯並且可以解釋那些現象的理論。但是,任何國家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變數是成千上萬,有它的發展階段、產業結構、政治制度、價值取向、意識形態等屬於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變數,在這些變數中僅有幾個被保留在理論模型中,其他的就被“舍象”而存而不論,成了這些理論的暗含前提。

  拿這樣的“內嵌”理論到發展中國家來運用,由於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階段、產業結構、政治文化、社會價值和發達國家不同,理論的暗含前提不存在,也就難逃“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命運。不僅這些來自發達國家的理論不適用,而且像新自由主義在蘇聯、東歐、拉丁美洲所帶來的結果那樣,還經常使問題更為惡化。

  作為一名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學習、研究經濟學理論不僅是為了自己的一份工作,而是為了推動自己國家的現代化,實現民族的複興。這就要求我們紮根中國大地,在中國經濟實踐中不斷推進經濟學理論創新,賦予其鮮明的實踐特色、理論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才能構建起有效指導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經濟學理論,實現“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目標的統一。

編輯:遲語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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