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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貴君輕:千年命題跌宕
張昊蘇
http://www.workercn.cn2018-06-22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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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學往往被人們稱為“孔孟之道”,但孔、孟地位,卻有差別。孔子為“至聖”,孟子則為“亞聖”,稍低一等。一方面,孟子乃是子思(孔子的孫子)之再傳弟子,輩分較低,且本人也只能代表儒學的一個流派,不及孔子有“集大成”的地位;另一方面,則是孟子的人格與學說爭議較多——部分原因是孟子本人的思辨有相對空疏之處,部分則因為其中不少議論過於鋒芒畢露,不符合主流價值觀鞏固君主權威的需要。這裡面一個相當重要的命題是“民貴君輕”,其言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下》)。

  《孟子》中類似的內容很多,如:“君有大過則諫, 反覆之而不聽, 則易位。”(《萬章下》)“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梁惠王下》)等等,皆指出統治者如失去民心,則更易政權理所當然。

  與孟子大致同時代的莊子,雖然亦揭露政治的黑暗,但因“蔽於天而不知人”,未裨世教。孟子則通過“民貴君輕”系列論述,力圖對統治者有所制約乃至震懾。

  一般認為儒家思想重在維護社會秩序,而孟子的這類命題無疑具有一定的衝擊力,因此在後世引起過若干爭論和演變。這些爭議對於我們理解孟子的相關思想及其曆史價值,無疑是有幫助的。

  

  第一次有名的爭論發生在漢景帝時期,爭論的雙方是治《詩經》的大儒轅固與治黃老道家之學的黃生,爭論的論題是湯武革命的正當性。

  轅固支援孟子“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的說法,認為商湯代夏桀、周武誅商紂,原因在於桀、紂的暴政失去民心,因此湯武革命是順應天命人心而行,具有政權更替的合法性。而站在反面立場的黃生則提出,社會秩序首先呼喚的是上下君臣尊卑有序的等級關係,這種等級關係是一種具有先驗合法性的固態,不容顛覆,而湯、武雖具有聖賢之德,但其德行應該以輔佐君主的方式來表現,而不應該選擇以下犯上的取而代之,其觀念則與黃老之學重因循無為的思想相應。對此,轅固反駁說,如按照黃生的邏輯,以下犯上是沒有政治合法性的“弑”,那麼漢代秦而興的這一事實本身也與湯武革命類似,國位來之不當。

  辯論至此,處於主持地位的漢景帝插言終結了這個話題。漢景帝說,馬肝是有毒之物,因此沒有吃過馬肝,不代表不知道肉味;同樣的道理,學者不討論湯武革命的問題也沒有關係。景帝以這樣含糊的方式結束了討論,主要是因為這個問題本身是一個敏感的政治話題。正如轅固所說,黃生的觀點否定了漢高祖代秦建國的合法性;而反過來看,轅固的觀點也否認了漢帝國“一統萬年”的可能,即當漢帝無道,失去民心的時候,就可以被臣下所顛覆代替,這對於古代的帝王同樣也是難以明言接受的。從漢景帝的個人利益角度與當時的社會背景來說,這個問題無法給出答案。在整個古代社會,這也是相當敏感的話題。

  儘管從表面上來看,這場辯論並沒有分出勝負,但是儒家的地位逐漸上升,並在武帝時取得獨尊的地位。從長時段來看,孟子的觀點深入人心,並成為中國傳統的共識。

   二

  唐代韓愈提出了“道統”說,認為孔子將聖道傳遞給孟子,至孟子死後近千年則失傳。這一說法高度推崇孟子的曆史地位。在宋代理學家的提倡下,《孟子》成為“四書”之一,成為宋代以來新儒學尊崇的核心經典。士人提倡“道統”,有與帝王“治統”抗衡的意味,因此曆代帝王雖然表面上尊崇儒學,但內心中往往卻有所抵觸。表現最為顯著的,則是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對《孟子》一書的嚴厲打擊,這也成為儒學思想和士人精神的一次頓挫。

  一般認為,元朝統治時期蒙古貴族享有特權,存在明顯的民族壓迫現象,晚期政治腐敗,民不聊生,故朱元璋建立明朝代表了道義的勝利。不過,朱元璋本人系雄猜之主,用嚴刑峻法控制臣下,通過廢相、設錦衣衛等手段加強君主獨裁,實質上導致傳統政治的倒退。除為政苛刻外,朱元璋還企圖在意識形態方面控制對自己不利的思想,主要表現是打壓孟子學說。

  朱元璋讀《孟子》,不滿於其中對君主不恭敬,曾有“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之言,一度罷黜孟子配享的資格,並且昭告臣下,有敢進諫者即定以大不敬之罪。大臣錢唐冒死進諫,據說以“輿櫬自隨,袒胸受箭”的激烈方式打動朱元璋,維護了孟子的地位。

  到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命劉三吾刪節《孟子》中不利於帝王統治的內容,成《孟子節文》二卷。據統計,《孟子》全文260章,總字數35512字,被《孟子節文》刪掉的字數達85章,16659字,佔總字數的46.91% 。前文提及涉及“民貴君輕”的章節被全部刪除,正可看出朱元璋對《孟子》的敵視態度。除太平天國運動期間一度設立刪書局,意欲根據拜上帝教教義刪改四書五經之外,曆史上再無類似《孟子節文》的官方行為。

  朱元璋大興株連詔獄,又特別刪改具有思想鋒芒的《孟子》,顯然是為其本人獨裁舉措提供方便的配套行為。朱元璋的政治遺產對後世產生頗多負面影響,明清兩代的政治敗壞,一定程度上應歸咎於朱元璋立國之失當。不過,僅就《孟子節文》來說,此書流傳不廣,永樂九年即被廢除,在曆史上影響有限,而隨著明社之顛覆,《孟子》一書也隨即得到了新的發揮。

  

  改朝換代總有被貶為“造反”的危險,為說明自己“革命”的正當性,孟子思想其實是相當合適的資源,朱元璋的敏感並沒有被清朝帝王延續。清朝為少數民族建立政權,嚴格地說是“華夷之辨”所抵制的對象。但清兵剛一入關,就頒布詔令說“且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用《孟子》的思想來說明取代明朝的政權合法性,從政治宣傳的角度看,其言辭理直氣壯,反而令孱弱的南明政權相形見絀。

  這一時期思想的光芒則在於黃宗羲(1610~1695)的《明夷待訪錄》。黃宗羲本人乃是明朝遺民,著書立說出自亡國隱痛,但《明夷待訪錄》中的政治思想卻並未局限於明清易代的特殊問題,而是直接承《孟子》“民貴君輕”觀念的大製作,故具有更加恒久的思想價值,晚清以降成為政治維新的重要思想資源。

  《明夷待訪錄》中最重要的篇目乃《原君》《原臣》數篇,備論君臣的職責,多有精彩論斷。《原君》的開頭說,君王應該是“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的人。因此,“天下為主,君為客”,君主應服務於天下,以利民為宗旨,而不應以天下為君主的私產。黃宗羲指出,如果君主不明職分,施暴虐之政,那麼百姓就理應將君主視為寇讎,誅殺獨夫民賊是理所當然之舉。他還特別批評朱元璋罷黜孟子的舉措,並及於當世統治者的失卻人心,足見其立說公正,並不因個人民族觀念和政治立場而曲護明朝惡政。《原臣》則旨在為士人立說,言臣子不應成為君主的私人僕役,服務於一家一姓,而應以天下治亂,萬民憂樂為念。這些見解雖然均能從《孟子》中找到對應的論述,但黃宗羲無疑在學理上對孟子的學說又有所推進,後世知識人嘗試從中發掘現代性,並非無因。

  

  對於如何評價孟子的“民貴君輕”系列論述,現代學者多有討論。客觀而言,其中所孕育的“民本思想”無疑具有重要正面意義,但距離現代的“民主思想”還有不少差距。因此,有學者指出不應特別高估“民貴君輕”的價值,而應將其看作是中國帝制社會的統治思想,並引及若干帝王言論為據。

  以筆者看來,這一觀點確有理據,但未免過於苛求。

  首先,以現代政治理念衡量古代政治思想,未免有失偏頗。君主制度相對於民主制度而言為劣,這並無爭議;但在相關制度、思想並未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君主制度也自有其曆史合理性,不能苛求古人跳出這一框架來進行思考。在這一客觀事實的限制下,“民貴君輕”令君主知所制衡,避免極端獨裁,當然具有正面效益。與其說“民貴君輕”服務於君主制度,不如說正因“民貴君輕”說未經充分發展,才令其缺乏獨立地位。

  其次,就後世儒者之接受與開新,反觀“民貴君輕”說,足見其中確有啟迪後世之處。如果缺乏孟子提供的思想資源,《明夷待訪錄》等著作恐怕無由開展,思想性亦將大打折扣。即僅就抽象的“士人心態”而言,儘管理學家認為孟子人格不及孔子溫潤含蓄,是其短處;但其中充具英氣的個性,其實可看作是士人獨立精神的體現,這種永恒的人格氣質,由今之眼光觀之或許反當在孔子之上。

  再次,曆代帝王雖口頭稱許“民貴君輕”的價值,但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意識形態策略,未必可引以為據,認為帝王真心實意支援“民貴君輕”。如果士人果真持孟子“民貴君輕”之說與帝王抗衡,往往會遭到猜忌乃至迫害,這在曆史上具有相當多的例證,足見孟子學說中蘊含有不利於帝王專制的因素,故帝王在實際政治中往往只是裝點門面地利用,陽奉陰違。

  要言之,簡單用現代話語解讀“民貴君輕”自然不妥;但“民貴君輕”在曆史上確有積極意義,而且目前仍是具有現實價值的重要思想因子。

  (作者系南開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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