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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政策史研究要有整體性視域

——評《新中國70年社會救助研究》

朱志偉
2020-08-31 15:38:16  來源:人民網-理論頻道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增進民生福祉是發展的根本目的。必須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在發展中補齊民生短板、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社會政策是與民生密切相關的政府政策,其實施對增進民生福祉、穩定社會秩序、促進經濟持續發展和社會進步有重要意義。因此,社會政策史研究一直是曆史學者關注的一個重要板塊。近年來,社會政策史的研究內容越來越豐富,方法路徑日益多樣化。研究者們對社會政策的關注由點到面,由淺入深,從關注社會政策組成要素各自的模式到探索組成要素各自模式的具體實踐形態,較為深刻地展現了社會政策的多重面向、實踐邏輯。

作者:高冬梅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社會救助是社會政策中兜底的部分,是社會保障的最後一道防線和安全網,對於保障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和繁榮以及穩定社會秩序有重要意義。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社會救助事業逐步發展並積累了豐富而寶貴的經驗,需要進行全面系統的梳理和思考。北京聯合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高冬梅所著《新中國70年社會救助研究》(以下簡稱《70年社會救助研究》)於 2020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新中國社會救助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該書是著者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社會救助的曆史考察和曆史經驗研究”的結項成果。通過探討新中國成立後各個時期困難群體的情形與特徵,黨和國家領導人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中對社會救助功能、方式的認識,新中國成立後預防性社會政策對社會救助的支援作用,新中國各曆史時期社會救助的制度與實踐,以及新中國社會救助的績效與經驗等,《70年社會救助研究》較全面地反映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救助的面貌,在研究路徑和方法上,多維度地體現了著者研究視域的整體性。

   整體性“通常是指事物內在的連貫性、有機性或系統性”。就曆史研究來說,整體性至少包含三層含義:一是宏觀性,即重視對曆史邏輯的思考;二是全面性,即多角度、多層次地反映曆史面相;三是系統性,即不把研究對象看作孤立的內容,而是看作一個相互作用統一整體的一部分。長期以來,整體性是曆史研究者一貫秉持的準則,遵循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進行曆史性考察或規律性探討,已成為曆史研究的優勢。《70年社會救助研究》從研究視野、邏輯與方法等方面努力展現了曆史研究的整體性原則。總體看來,該書不僅在推動社會救助史的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學術創新價值,而且對推進社會政策史研究的發展有所裨益。

  一、社會政策史研究要有宏觀的曆史視野

   改革開放後,包括社會救助史在內的社會政策史研究,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逐步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焦點的。《70年社會救助研究》從兩方面展現了研究者的宏觀曆史視野:

   第一,《70年社會救助研究》關注時間維度上的整體曆史性。作者開篇就對社會救助制度進行了溯源:“在人類曆史的進程中,社會救助是一個永恒的話題,因為無論人類社會處於那個發展階段,自然災害的發生、先天生物性因素的差異都是不可避免的,人類社會的相對貧困都是存在的。”接著將時間逐步推進,直至新中國成立後。這就展示了制度變遷的曆史承接性、創新性。通觀《70年社會救助研究》全書,曆史整體性的關照還體現在各部分內容中。毛澤東曾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中提出:要“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曆史條件下的曆史過程去研究”。這事實上道出了把握曆史研究整體性的路徑。在《70年社會救助研究》的五部分內容中,著者都循著這樣的路徑,首先將其當作“一定曆史條件下的曆史過程去研究”。例如,在著作第四章“社會救助制度與運行”的寫作中,著者對“1949-1956年‘綜合治理式’社會救助制度與運行”這一節的處理,首先是對社會救助制度形成過程的考察,梳理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社會救助制度是在什麼樣的時間、空間產生和發展的,比較完整地呈現了“原因—過程—結果”的曆史邏輯和發展理路。

   第二,《70年社會救助研究》也關注資鑒性的現實關懷,將古今貫通。中國史學曆來注重曆史對現實的資鑒功能,“作為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為對象的國史研究除其具有史學的一般規律性,更有其特殊性,尤應注重資鑒當世之功能”。社會政策史研究與社會發展、民生建設密切相關,涵蓋政治學、社會學等諸多方面,其研究的現實資鑒性更是明鮮。

   《70年社會救助研究》首先在“緒論”部分闡釋選題緣起時,把現實意義放在學術價值之前,突出強調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社會救助史研究“對今天的社會救助工作和社會建設事業提供重要借鑒”的應用價值。在考察新中國成立70年各時期社會救助制度及其運行時,也非常注重總結社會救助制度安排和社會救助舉措的基本經驗。例如,在對1957-1977年城市社會救助運行進行分析時,認為“今天,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政府具備強大的財政實力,可以單方面給與弱勢群體數量可觀的款物,但長遠來說,這樣無論對國家還是弱勢群體自身的發展都是不利的。解決弱勢群體問題的根本辦法是幫助他們解決就業問題。在這方面,計劃經濟時期幫助弱勢群體就業的做法是有參考價值的。”在著作的最後一部分,著者更專門從思想指導、物質支援、政府主導作用、組織系統構建、綜合治理路徑等方面總結了新中國70年社會救助事業發展的經驗,梳理出70年社會救助的“中國道路”、“中國方案”。

  二、社會政策史研究要構建辯證的邏輯體系

   馬克思主義認為,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其他事物發生著聯繫;聯繫是事物及其內在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關係。普遍聯繫也因此成為唯物辯證法的核心,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本質上是從它們的聯繫、它們的聯結、它們的運動、它們的產生和消滅方面去考察的。”

   事物的聯繫是多種多樣的,因果聯繫則是事物普遍聯繫中的重要一種。因果之間既有先行後續,又有引起和被引起的關係。承認因果聯繫的普遍性和客觀性,是人們正確認識事物,進行科學研究的前提。研究任何事物,只有置之於和其他事物的聯繫之中,正確把握其因果聯繫,才能反應其真實面貌。《70年社會救助研究》循著社會救助制度建構與運行的因果鏈條,從“背景—認識—制度—實踐—經驗”五個層面構建了課題的結構體系。著者首先對新中國成立後各時期的國情與困難群體的狀況進行了梳理與分析,其次對黨和政府基於各時期的國情與困難群體狀況與影響而得出的關於社會救助問題的認識予以了考察,再次,對黨和政府基於各時期對社會救助認識而建構的社會救助制度及其運行予以了研究,最後對各時期黨和政府實施社會救助的經驗進行了思考。國情是認識的基礎,認識的結果導向是制度與實踐的產生,經驗又來源於實踐。這樣,著者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構建的全面結構體系,使新中國70年社會救助建構與運行的整體面貌得以呈現。

  三、社會政策史研究要顧及理論的系統性

   馬克思主義強調,“不同要素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每一個有機整體都是這樣”,反對孤立、片面地觀察和解釋個別社會現象和問題。這就是說整體性原則要求學術研究要有系統思維。這對於社會政策史研究的啟示是,考察包括社會救助在內的社會政策的任何一方面內容,除了對這部分內容本身要進行全方位把握外,更重要的是要將它置於社會政策乃至社會建設的大範圍中去考量。換句話說,社會救助研究不能拘泥於社會救助自身,不能就社會救助言社會救助,還需要有更為寬泛的系統性研究視野。只有跳出社會救助看社會救助,才能看清其“廬山真面目”,對社會救助中的一些重要問題才能獲得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

   目前,社會政策史研究中,也有不少學者嘗試運用系統性思維,以改變傳統單一的研究模式和曆史研究中那種割裂整體、過於細化的“碎片化”研究取向。但就事論事的研究大量存在,以往對社會救助的研究亦如此,很少將社會救助放在社會政策大系統中考查。《70年社會救助研究》則專門用一章考察了新中國70年各時期預防性社會政策及其對社會救助的支援作用,這是在包括社會救助史在內的社會政策史研究中鮮有的創新。

   社會政策是指“通過國家立法和政府行政幹預,解決社會問題,促進社會安全,改善社會環境,增進社會福利的一系列政策、行動準則和規定的總稱”。一般來說,社會政策包括就業、社會保障、教育、醫療服務,以及針對家庭需求的社會服務,尤其是對老、幼、病、殘者的福利服務。在社會政策體系中,社會救助是社會保障的最後一道防線,其他社會政策對社會救助有著重要的支撐功能。《70年社會救助研究》用不同路徑和表現手法呈現了改革開放前後社會政策對社會救助不同的支撐作用:首先具體闡釋了公益性教育制度、普惠性醫保制度、廣就業泛福利制度對改革開放前預防困難群體出現、貧困現象代際傳遞的重大作用和對當時社會救助的支撐功能;其次,用發展的眼光審視了改革開放後教育、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和醫療衛生如何在改革的不同階段對社會救助發揮不同支援作用。讓我們在對比中、從一個角度理解了為什麼改革開放前社會救助在社會政策體系中僅僅扮演“補漏拾遺”的“小角色”,而改革開放後社會救助制度成為事關困難群眾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的、保民生和促公平的托底性、基礎性制度安排。

   總之,《70年社會救助研究》系統梳理了新中國70多年來社會救助制度的曆史變遷,全面考論了新中國70年來關於社會救助的認識、制度、實踐,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救助的得失,思考了其發展經驗,而且對當代中國社會救助如何創新發展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和建議,是作者多年對社會政策史研究視野、方法與路徑深入思考的結晶,為社會政策史研究的創新做出了有益探索。誠然,《70年社會救助研究》還有一些需要進一步完善、提升之處:在資料運用上,如果能夠補充一些檔案資料和口述史資料顯然會使行文更鮮活;在內容安排上,在宏觀梳理之外,多增加一些個案研究,內容必將更充實;在觀點提煉上,個別論點的表述和論證尚有進一步斟酌、打磨的必要。

   今天,包括社會救助在內的社會政策研究,將會隨著民生保障事業的發展而不斷完善。2019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堅持和完善統籌城鄉的民生保障制度,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注重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保障群眾基本生活”“完善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2020年2月民政部、國務院扶貧辦“關於印發《社會救助兜底脫貧行動方案》的通知”指出:“社會救助兜底保障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最後一道防線,事關完全或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能否如期脫貧。”要“堅決履行社會救助兜底保障政治責任,聚焦脫貧攻堅、聚焦特殊群體、聚焦群眾關切,編密織牢基本民生兜底保障網,切實做到兜底保障‘不漏一戶、不落一人’,堅決打贏社會救助兜底保障攻堅戰。”在社會救助等民生保障制度擔當關涉全面小康等重要“政治責任”的情況下,社會政策史研究自然也需要不斷髮展、深化,以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提供直接而有益的借鑒。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編輯:遲語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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