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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中國丨美國為何患上“焦慮症”?

  導讀

  美國近期對中國的敵意不斷增加,焦慮感日益上升。其最主要的原因在於,近100年來,美國成功地在全球推行以自身為範本的“美式民主”,塑造有利於美國的世界秩序,但這條道路並未被中國所採納。中國結合自身文化和政治制度傳統,走出了一條有別於美國的道路,並在實踐中,尤其是在今年以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證明了這條道路的正確合理性。

  

  上世紀80年代末柏林圍牆倒塌後,著名日裔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撰寫了大量文章,研究西方,尤其是美國自由主義的“勝利”,並提出了“曆史的終結”一說。

 

  然而,30年過去,福山最近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大流行病與政治秩序:國家不可或缺》的文章,批判美國在應對新冠病毒大流行的過程中“笨手笨腳,表現很差,導致國家聲譽大幅下滑”。在《大西洋月刊》的另一篇相關文章中,他總結道:“美國日益深化的部落主義幾乎讓人看不到樂觀的理由。”

  制度之爭

  福山直截了當地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今天的美國是否還能挑起重任?但最終,他依然以自己一貫的觀點給出了肯定的回答。他強調:當新冠肺炎疫情危機暴發時,恰逢“美國現代史上最無能、最分裂的領導人”執掌大權,這是美國遭遇的唯一不幸。也就是說,由於領導人出了問題,導致美國遭遇了一場非同尋常的、被放大的災禍,進而引發了最近一系列政治災難——並不是美國的制度出了問題。

  福山一語中的地指出,在應對疫情方面表現出色的國家有以下三大特徵:機構高效運轉、政府可信度高、領導力強——顯然,這三大特徵中國全都具備,他只是不願明說罷了。

  哈佛大學艾什中心近期發布的一項長期研究結果顯示,從2003年至2016年,中國公民對政府的滿意度幾乎在各個指標上均有明顯上升,對中央政府的滿意度超過90%。而美國的時事評論家們是怎樣看待這個現象的呢?他們通常是顧左右而言他,先是關注美國整體下滑的趨勢,然後扯到特朗普相關的新聞動態,最後,妖魔化中國永遠是最激烈的評論中的“保留節目”。

  這說明一個問題:美國對於自身狀況和未來前景顯然比以往更加焦慮和不確定。美國曾在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和2001年“9·11”事件之後受到了極大的衝擊,花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才重新恢複穩定。然而這一次,美國人發現他們找不到一個可以訴諸武力回應的焦慮來源。不祥的預感是顯而易見的,但這一次它的來源更為廣泛,有些顯然是內在的。

   圖片來源:新華社

  “範本”失靈

  “特朗普時代”究竟是暫時偏離了美國的常態,還是將成為未來美國的“新常態”?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搞清楚美國當前最根本的憂慮何在。疫情期間美國應對不力,這一點大家有目共睹,但在這背後,反映出美國在更為關鍵的政治適應性挑戰中無能為力。

  作為世界上的頭號超級大國,美國在過去100年裡,不論遇到來自哪個國家的挑戰,幾乎總能通過重塑地緣政治框架予以應對。在美國自由福音派看來,“讓世界恢複正常”是自己的使命,而這種地緣政治框架的重塑,無論是依賴于軍事、經濟對抗還是政治遊說,都是在踐行這一使命。

  這一過程的核心是以自由、民主的美國為範本,將美國式的自由主義政治模式推廣到世界各地,而這種模式恰好特別符合美國私營企業(通常是大企業)的商業利益。因此不難看出,美國所謂的“普世”政治智慧,本質上不過是有利可圖的生意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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